仰融在华晨的黯然神伤
1991年夏天，中国商业界最轰动一时的新闻是“罐头换飞机”。南德集团的牟其中用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500车皮日用小商品换回4架苏制图-154飞机，自称从中赚了8000万元到1亿元。这桩颇有点异想天开的交易，在媒体的大肆渲染和报道后广为人知。所有的人都对之津津乐道，惊叹为资本经营的天才典范。在上海东湖宾馆7号楼的办公室里，当人们正热烈地议论着这件事的时候，35岁的仰融坐在高背大皮椅上，一脸的不屑。当时，他潜心策划的一个资本项目运作已接近尾声，而从日后看来，的确比以物易物的“罐头换飞机”要高超和精妙得多。
在很多年里，仰融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谜。他自称是安徽徽州人，西南财经大学毕业，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他介绍自己的经历时还说：“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受了一次大伤，腿断了，头也打开了，三次进手术室，但却奇迹般地、没有残疾地活了下来，这以后便开始既珍惜生命又藐视生命。”而实际上，他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原名叫仰勇，兄弟4人。他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是1995年前后的事情了。在这之前，他应该没有读过任何大学。初中毕业后，他先是做了一阵子的厨师，后来承包过家乡的一个小商店，再后来到江阴市外贸公司上班。他有一个叫仰翱的二哥，在无锡办了一家精细化工厂。1989年9月，他所在的外贸公司发行400万元企业债券，他就立刻跑到上海去炒股票了。他自幼胆识过人，天性颇不安分，在浑水一片的早期股票市场上自然如鱼得水，成了第一代资本炒家。当年的上海东湖宾馆是早期炒家们聚集的根据地。沪上颇著名的杨百万、刘太、朱焕良等人都在此扎营坐庄。他日日跟这群人厮混在一起，兴风作浪，很是赚到了一点钱，同时也历练出一番纵横捭阖的运作本领。在某一天，他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仰融，大有“仰仗金融”的寓意。1990年前后，因机缘凑巧，他结识了一个大人物。
这个大人物是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许文通。许文通是江苏启东人，仰融的邻县同乡，是老资格的金融教育家。中国金融系统很多显赫的官员和学者都曾经受教于许文通。在这个圈子里，许文通人脉深厚，一时无二。仰融虽非科班出身，但他独有的资本嗅觉和精干的操作能力却颇得许文通的欣赏。通过许文通，他结识了一些高层政商人士。在这种交际中，他视野陡开，脱去了不少草莽气，因而也比圈子里的其他人有了更远大的前程。在许文通的鼎力襄助下，他赴香港创办华博财务公司。其初始出资方为许文通担任董事长的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机制僵化的国有企业已经江河日下，难以为继。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讨论国有企业的“生与死”。而在许文通等人看来，要把国有企业搞活，仅仅靠管理松绑和财政输血显然是条走不通的死路，因此必须在制度架构和运营模式上有大胆的创新，而资本市场无疑是最可倚重的一种资源和手段。年轻气盛的仰融很是赞同这个理念。于是，在圈内人的引领下，他接触到了东北一家陷入困局的国有客车厂。
沈阳金杯客车厂是一家组建不久的工厂。1987年，沈阳农机汽车工业局将局内的50多个小型的汽车修理和部件工厂拼凑在一起，由快到退休年龄的副局长赵希友出任厂长。赵希友虽已年近60岁，却是一个很活跃和有闯劲儿的改革家。金杯创建之初，人员涣散，设备老旧，资金缺乏，几乎一无是处。赵希友想到了发行股票的办法。根据当时的报道，金杯是东三省第一家被允许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赵希友的募资规模是1亿股，每股1元。为了融到资金，赵希友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跑到北京国家体改委的大院里贴布告卖股票，引得好奇的媒体记者对这个新闻大加报道。不过，赵希友摆摊一天，也只卖出了2．7万股。就这样，从1988年底开始发行股票，历时1年有余，赵希友还剩一半股票在手上。
在购股事宜完成后，仰融迅即赴美。在纽约，美林证券分析师汪康懋正翘首等待着他。在汪康懋的牵线下，第一波士顿证券公司答应做沈阳金杯上市的承销商。尽管汪康懋对沈阳金杯的落后状况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还是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当时的企业现状是，金杯几乎没有什么优质资产，其主要出产的海狮客车每年只能卖出2000辆，有99％的零部件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时值日元狂涨，工厂的回笼资金还不够买零部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向以规范严格而著称。可是，在汪康懋、仰融两人的运作下，沈阳金杯的上市文件竟通过了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查，最终得以被批准上市，主要得益于美国资本市场开始对“中国概念”特别青睐。
在1年多时间的上市过程中，英语不太好的仰融其实只去了两次纽约，把美国方面的大部分事宜都交由汪康懋等人搞定，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国内资本的组合上。种种迹象表明，在进入金杯的时候，资历浅薄、民间炒家出身的他与其说是收购者，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活跃于幕前的操盘手，而在他的身后隐藏着一个强大的政商关系群和错综复杂的资本网络。然而，心思缜密的他显然不甘于扮演这种“皮影人”式的江湖角色，而是要拥有自己的“王国”。就在买下金杯股票的当月，华博财务公司、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沈阳金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组建了新的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998万美元。之所以是这个很奇怪的数字，是因为当时政策规定，3000万美元以上的合资项目要上报国务院审批。金杯占60％的股份，华博和华银分别占25％和15％的股份。1992年，华银把所有股份又转让给了华博。
6月，在高人的指点下，仰融悄悄在素有“免税天堂”之称的太平洋小岛百慕大设立了一个项目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由华博100%控股。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40％的股份被全部注入这家专门用于上市的“壳公司”。8月，他以“股份只有40％，不符合在美独立上市条件”为理由，又安排了一次关键性的换股，将华晨对金杯客车的控股比例扩大到51％，成为该公司的控股方。与此同时，他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对华博的资本改造，将其股权结构改为他占70%、另一自然人占30%，法定代表人仍是他。在数次洗牌后，收购资本的提供方、国有性质的海南华银日渐淡出。1993年，许文通离开海南华银，随即出现在“华晨系”的控股核心——香港华博财务公司，出任董事长。很显然，他通过这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资本重组充分放大了自己在这个上市项目中的权益。他在资本运营上的卓越想象力和操作才能，在这个时候已经鲜明地展现了出来。
1992年7月，金杯汽车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10月，以金杯客车为主要资产的华晨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在华尔街获得超额认购85倍，融资7200万美元。
1991年，中国汽车产业正经受着一次世纪阵痛。11月25日，中国硕果仅存的国产轿车——“上海”牌轿车宣告停产。在此前的1987年，“红旗”牌轿车已经停产。德国大众在华投资却逐年增加，出产的桑塔纳年产6万辆，竟接近“上海”牌轿车在过去28年里的总产量，已成为中国市场的第一轿车品牌。在资本市场鏖战多年的仰融很快意识到，无意中踏入的汽车行业也许是中国最具成长性的领域。就在美国上市后的1年，赵希友退休，沈阳市政府把国有股出售给了长春一汽。然而，两三年经营下来，长春一汽却起色不大。从1995年起，他以大股东的身份接管了金杯客车的管理权。
金杯公司的主打产品是“海狮”牌小客车。而在这个市场中，长春一汽的“解放”牌面包车无疑是当之无愧的“小霸王”。仰融把全公司最优秀的研发人员全部调集起来，专门针对“小解放”开发出了一款低成本的海狮新车型。新海狮推出市场之后，因其造型新颖、价格低廉、营销手段灵活而深受中小城镇用户的欢迎。仅1年后，一汽的“小解放”就由盈利转入亏损，2年后被迫退出了竞争。本来就对汽车业不熟悉的他，在经营上毫无包袱和成见，打起仗来新招迭出。从1996年起，沈阳金杯一路高歌猛进，迅速成为国内轻型客车市场的老大，每年的销售额都以50％的速度增长，一直领跑，创下了投资回报率高达30％的行业纪录，销量也从1995年的9150辆起连年递增，到2000年已经达到6万辆。被业界鄙视为“门外汉”的他，交出了一份让所有业内高人都感到惭愧的成绩单。
初战告捷之后，仰融对汽车行业的兴趣越来越高，又把目光投向了这个行业最肥沃的一块天地，家庭轿车。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民众购买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政策的鼓励，房地产和汽车成了新的消费热点。从1996年起，家庭轿车的拥有量连年翻番。众多专家纷纷预言，中国的家用轿车时代已经到来了。
尽管市场前景广阔，但是对于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来说，机会却未必很大，因为汽车行业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规模效益又十分重要的重型工业。历经百年激烈竞争，全球范围内，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十来家跨国汽车公司几乎已经垄断了汽车的技术话语权和品牌号召力。在中国市场上，原有的“红旗”牌及“上海”牌轿车都已经被巧妙地消灭。在这种大环境下，作为一家在家庭轿车领域毫无经验的企业，华晨竟试图从这群大老虎嘴里夺食，实在难于上青天。可是，仰融却提出，“要制造拥有百分之百知识产权的中国轿车”。
从1997年年底起，仰融就开始筹划引进德国技术和设备，打造一条年产10万辆轿车的生产线。1999年3月，他控股上海老牌上市公司申华实业，将之更名为“华晨集团”。这成为他打造华晨汽车帝国的一个重要的资本平台。10月，“华晨中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成功上市，发行1958万股股票，募集资金6．5亿港元。他对外宣布：“华晨将在5年内斥资40亿元，打造中国人自己的轿车。”
仰融在自主品牌的打造上实行的是双轨并行的战略。一方面，通过委托设计、自身滚动积累的方式培育核心研发能力。华晨出资1亿元，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他出任理事长。另一方面，打破常规的合作模式，在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中，同世界级别的汽车公司寻求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合作。他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现有三种发展模式，第一种是合资，第二种是许可证生产，搞引进，第三种是自主开发，在全球合作分工。他说：“我现在正在研究第四种，应该与全球的汽车行家联合开发，共享资源和平台，划分市场。”
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华晨先后与5家国际大汽车公司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仰融笑称其为“五朵金花”。与宝马公司达成意向，合资生产宝马在全球销售最好的3系和5系轿车；与美国通用共同投资2．3亿美元组建合资企业，生产雪佛兰卡车和SUV；接手位于湖北孝感的三江雷诺，控股55％，计划引进雷诺家用型经济轿车“甘果”；收购沈阳航天三菱，与三菱合作生产轿车发动机；与丰田公司合作，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丰田经济型轿车。此外，华晨还与世界第一大汽车零部件生产供应商德尔福公司共同开发491Q－ME汽油发动机，准备将之装备在金杯客车和皮卡车上。
在“金花”们的拥围下，自主产权的轿车研发便不再是闭门造车。仰融请世界著名设计大师乔治·亚罗主持车型设计，请国际权威机构——英国MIRA公司进行整车性能验证鉴定，请世界著名汽车设备制造公司提供冲压、装焊、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设备，请国际著名汽车厂商供应其重要的总成件、配件等。他将新轿车起名为象征意味十足的“中华”牌。
2000年12月，第一代“中华”轿车在沈阳下线。在隆重的下线仪式上，仰融兴奋地手举一幅“中华第一车”的书法向到场的嘉宾和记者展示自己的梦想。他宣称：“到2006年，中国汽车业滩头阵地上唯一敢向外国企业叫板的，是我华晨。”这一刻的他，已俨然是一个民族汽车拯救者的形象。
一直到2001年初，仰融的事业毫无败落的迹象。
1月，为了表彰第一辆“中华”牌轿车下线，沈阳市政府举办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授予仰融“荣誉市民”的称号。他公布2000年公司业绩——华晨的销售收入为63亿元，轻型客车市场占有率高达60%，税后利润为创纪录的18亿元，在汽车行业里仅次于上海大众、一汽大众。
正是在这个敏感时刻，仰融开始与英国著名汽车公司罗孚商谈，规划南下新建汽车基地。他与罗孚的接触始于发动机项目。“中华”牌轿车下线后，他发现采用的三菱发动机与车型不匹配，动力不足，但三菱方面拒绝进行技术更新。在宝马公司的推荐下，罗孚进入了他的视野。罗孚是一家拥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厂，由于成长缓慢，近年来亏损累累，正急切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买家。他与罗孚的谈判很快从发动机项目上升到全面合资。罗孚是一个十分适合的合作对象，技术研发能力雄厚，品牌高贵。他提出的合作方式包括——合资后罗孚的所有产品都搬到中国生产；保持罗孚英国研发中心和欧洲销售体系的存在，每年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中，出口欧洲的用罗孚品牌，在中国和亚太地区销售的用中华品牌；罗孚帮助华晨完成发动机的升级换代，在发动机上打上“中华”商标。尽管他的条件十分苛刻，但是中国市场的广阔及德国大众在中国投资获取丰厚利润的事实，最终还是让罗孚同意合资。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双方合资建厂，中方以土地、厂房等投入，占51％的股份，罗孚投入产品、技术和设备；中方借给罗孚1．9亿英镑，用于英国工厂的搬迁裁员和新车研发。
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以整合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出现在国际主流商业舞台上。如果此次合资成功，中国汽车行业的版图将全部改写，甚至连成长路线都可能赫然改变。
谈判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一切都出乎想象地顺利。在相关协议都签好之后，仰融做出了一个让他懊悔终生的决定。
仰融决定把罗孚项目放到浙江省的宁波市。很多年后，他都没有把这个决策的真正动机对外透露。看上去，宁波是一个不错的建厂选择，有全国最好的深水大港，周边的汽车配件企业众多。市政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次性批给华晨3000亩土地，出让价一亩只有区区5万元。在这位优秀的战略构架师的算计中，招招精准，环环紧扣，所有的要素都已完美齐备。只可惜，他偏偏漏算了似乎很不重要的一点，东北方面的心态。
或许在辽宁省和沈阳市政府看来，仰融这次是想“趁乱溜走”了。自金杯被救活之后，辽宁省就一直将汽车产业作为全省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沈阳市也从来没有放弃“中国的底特律”之梦，自然希望他把所有的资产和项目都放到沈阳。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对华晨有求必应，不遗余力。可是，就在超速扩张的关头，他却趁“慕马大案”的动荡之际调头南下。这在东北官员看来，无异于背叛。
矛盾激化的另一个背景是，一向低调而神秘的仰融在2001年变得异常高调，开始频频接受记者的采访，出现在各种财经类媒体的封面上。也许在他看来，华晨的宏大架构终于清晰，已经到了他应该站出来为伟大事业造势亮相的时候了。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他以70亿元资产位列第三。在此之前，除了汽车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以暴富者的形象一夜而为天下所知。榜单设计者胡润对他资产的计算，是以他在华晨中所占的股权为依据的。他对此表示默认。于是，政府方面对他的质疑，便是从资产计算开始的。10年前那着“精妙之笔”终于露出了它狰狞的一面。政府方面认为，华晨绝对不是他的华晨。根据10年前的股权设计，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才是公司的真正所有者，而基金会无疑是国有资产的代表者。
事实上，仰融对华晨的所有权一直耿耿于怀，其心态有过一段很微妙的变化。华晨在美国上市后的很长时间里，他在公开场合都承认华晨是国有资产。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大，他的心态渐渐有了转变。2001年10月，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他突然提到“华晨的出身不好”，说：“什么叫出身不好……当时很多事都说不清楚，直到今天，有些事我是否就有权利讲清，也不一定……”在所有的“说不清楚”中，最让他寝食难安的，应该还是华晨的产权归属问题。在随后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他明确地说：“企业不能长期这样股权结构含混不清。历史问题要有所了结，要奠定这个企业未来竞争力的基础。而且这帮管理层跟了我10年，我应该对他们有所交代。我天天为股民考虑，为什么我不能为我的管理者、我的班组长考虑？”
在讲这一席话的时候，仰融其实对产权的“了结”已经有了全盘构想。第一步，他设计并构筑了一个“资本的迷宫”。“华晨系”的100多家企业资产关系盘根错节，互为关联。全天下真正弄得清楚的大概就他一人而已。第二步，在宁波项目中埋下伏笔。他将华晨集团旗下的君安投资、珠海华晨、正通控股、正运实业及沈阳金杯等的股权进行了多重置换，最终在宁波注册成立了一个由他出任法人代表的中国正通控股公司。它将成为华晨与罗孚合资的中方母体。同时，他在华晨集团内组建了职工持股公司，由3000多名职工入股发起，在由中国正通投资公司与后者进行某种方式的股权交换。这样，一个产权清晰的“新华晨”就诞生了。未来，如果沈阳金杯尾大不掉，他完全可以弃之不要，在宁波罗孚项目上换壳重生。第三步，他开始与政府洽谈基金会问题。他认为，基金会只是为了上市而设计的一个“壳”，当年的国有投资仅10万元而已，后来国家就再没有一分钱的投资。因此，国有资产在华晨中所占的比例最多不能超过30％。
仰融认为自己算度精准，前可进，后可退，百密而无一疏，没有人可能从他手中把“金杯”夺走。但是，他唯一没有算计到的是，如果对方宁愿把“金杯”砸掉也不肯给他呢？
拉锯式的谈判在2002年春节后破裂。这时候，华晨各项业务的进展已经将双方逼到了必须摊牌的地步。
“中华”轿车自2年前下线以来，已经完成了规模化批量生产的所有准备，其准产证即将下发；华晨与宝马的合作报到国务院办公会议，即将被正式批准；在宁波，3000亩土地的征用工作已经完成，工程即将上马。所有这些，都面临数亿元乃至数十亿元的投资。是顺从仰融还是驱逐仰融，仅在一念之间。
3月11日，仰融和政府方面同时动手。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华晨集团宣布更名为申华控股。根据后来的《补充公告》，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为台湾敏孚企业有限公司的秦荣华。秦荣华无疑是他“资本迷宫”中的一个代表。同一天，财政部企业司下发公函，将华晨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一次性划转辽宁省政府，将所有债务亦一并划转，要求“抓紧时间审计，以防国有资产流失”。接收工作小组当即向他宣读了公函。
仰融继续以不妥协的姿态行事。3月21日，华晨在英国发布与罗孚合资的新闻，并出资1亿元买下宁波的建设用地，一次性向罗孚支付1500万英镑的技术转让费用。一周后，工作小组进驻沈阳华晨，开始全面清查、核查、接收华晨资产。事态发展至此，双方撕破脸皮，决裂无可挽回。
5月，仰融飞到山西五台山，徒步登山祈祷拜佛。随后住进了上海瑞金医院。月底，持旅游护照赴美。
6月18日，华晨汽车董事会解除了仰融的公司主席、总裁等职务，理由是“不恰当地作出与基金会的业务方针相违背的业务决策，并因而不能顾及本公司股东的集体利益”。第二天，华晨与宝马的合作项目建议书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获得通过。而在半个月前，“中华”轿车也登上了最新的车辆生产目录，正式获准批量生产面市。
6月25日，身在美国的仰融将持有的华晨中国股票在香港股市全数抛售，套现8968万元。至此，他出局的猜测得到了公开的证实。
仰融出走后，宛若迷宫的“华晨系”实非外人可以掌控。因此，辽宁省政府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挽留团队骨干。最终，被外界称为华晨“四大金刚”的他的4位助手均同意留任。苏强接任华晨中国总裁兼行政总裁，吴小安接任华晨中国主席，洪星和何涛分别出任华晨中国副主席和财务总监。政府承诺，4个人可按每股0．95港元的价格，分别获得8000万到9000万股不等的期权认购权，共占华晨中国总股本的9．446％。“四大金刚”的留任使他的孤身出逃更像是一场众叛亲离的闹剧。
8月20日，“中华”轿车的市场投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最先上市的中华标准型轿车市场售价为16．98万元，成为中国市场上唯一与国际品牌抗衡的中档国产轿车。苏强宣布，华晨将通过5到10年的时间发展为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汽车集团，5年内目标销售量达到18万到20万台，到2010年产销汽车78万辆，发动机产能90万台，利润68亿元，销售收入1300亿元，占据中国汽车市场10％的份额。在热烈喜庆、群贤毕至的舞台上，独缺那个身材中等、声如洪钟、总是梳着一个光亮大背头的主角。他本应该出现在镁光灯下，接受人们的簇拥和祝贺，而此刻却在大洋彼岸独自黯然神伤。
10月14日，仰融通过香港华博财务公司以侵占资产和行政侵权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和财政部，其直接诉讼争议标的达2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产权纠纷案。为了表明自己的“合法无私”，他甚至签署委托书，宣布将法律确认之应得的华晨资产全部捐献给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4天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发出全球通缉令，正式批捕他。11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他的起诉“无可诉性”，暂不受理。他转而在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汽车，在美国联邦哥伦比亚地区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最后，均因“不在管辖权内”而告失败。
至此，“拯救者”仰融完败谢幕。10月23日，新任华晨主席吴小安对记者说：“仰融先生在本集团的管理、运作和业务的参与是微不足道的。”
在仰融出局后的半年里，接收小组看起来稳住了可能发生混乱的局面。2002年12月，财政部批准华晨集团以1．44亿港元收购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所持有的14．4亿股华晨中国股份。“中华”轿车的销售似乎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面市后的4个月里销售8000辆，2003年销售2．5万辆，实现税前利润2000万元。
在战略布局上，华晨呈现出迅速、全面回归辽宁省的局面。除了被强行终止的宁波罗孚项目，湖北孝感的雷诺项目也被搁浅。同时，华晨对零部件的供应商进行了调整，把辽宁省外的厂家抛掉了一大片，重新扶植一批省内的零部件厂。辽宁省政府的目标非常坚定，以华晨为核心，将大连、锦州、丹东等一带的汽配企业带动起来。
但接下来的事实，就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了。
就如同仰融几年前所预测到的，中国的家庭轿车市场真的到了井喷的时代，但华晨的脚步却渐渐地迟滞了起来。2004年，“中华”轿车销量迅速下滑到1．09万辆，同比下降15％，经营亏损6亿元。金杯“海狮”的销量为6．1万辆，同比下降18％，丢失了保持5年的全国销量冠军，跟鼎盛时期的2000年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仰融时代的众多合资项目也纷纷难以为继。与美国通用合作的雪佛兰卡车和SUV项目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04年被上海通用整合；与英国出租车公司生产奥斯丁出租车的项目也因中方终止合同而半途告吹，已支付的7000万元模具费无法收回；与宝马公司合资生产宝马3系和5系的项目一直受到销售的困扰，中方最终放弃了在合资公司中的主导权。
2005年上半年，华晨汽车发布亏损报告，半年报亏2．99亿元。9月，《资本市场》杂志的记者前往沈阳采访，竟然找不到华晨总部的办公地点。面对这样的情况，辽宁省国资委官员称，华晨汽车集团是中外合资企业，不是国有企业，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经贸委官员则表示，不清楚华晨汽车究竟归属哪个部门，所以无法提供情况。到2005年底，华晨的最高管理者在3年多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换了四茬人。
························节选自《大败局2》·······························
2002年3月财政部下文将华晨资产划归辽宁省，同月底辽宁省政府成立接受华晨资产工作组，5月仰融出走美国，6月仰融被撤消董事局主席职务，10月由仰融控股70的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诉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10月14日北京市高院受理，两天后组成合议庭，4天后辽宁省公安厅批准逮捕仰融。
12月10日晚，仰融的代理律师——北京昌久律师事务所的王海向记者透露，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一案，在立案近两个月后，即将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理由是辽宁省公安厅发函北京市高院：仰融涉嫌经济犯罪，建议驳回。
这个裁决意味着：中国最大的产权纠纷案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起诉告终。仰融已经不大可能在国内通过司法程序“讨回公道”，实现回国的愿望。
为进一步弄清华晨谜团的事实真相，记者费尽周折终于与仰融本人取得了联系，并通过越洋电话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独家采访,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接受采访之前，记者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和华晨体系以及仰融控股公司的结构图。据仰融讲，这张图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一家新闻单位提供过。透过这张图可以看到华晨完整的体系构架和相关联企业的关系。这也是被称为所谓华晨迷宫的一张“导游图”。沿着华晨体系结构图的引导，人们可以清楚了解整个华晨体系及仰融个人控股的一些公司的股权关系。
仰融的第一桶金
关于华晨的原始出资有许多种说法，国内媒体也作过一些报道，其中有两种说法较受认可。
其中之一是，华晨的起家与华银国际密不可分，特别是购买4600万股沈阳金杯汽车的资金，并不属于仰融，而是华银国际的。因为华银国际是国有的，那么，华晨自然也就属于国有资产。
还有另一种报道是，仰融出的钱，其中一部分是仰融借华银的，仰融与华银是借贷关系。如果此说法准确，华晨的产权就是仰融的。
关于这个问题，仰融是这样向记者描述的。
1990年，仰融向其兄仰翱借了400万元人民币。这400万是仰翱在北京发了一个9个月的债券筹到的，仰融用这个钱在中国的新兴股市慢慢地撬动，赚了钱。当时，赚钱的主要途径是：从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开始炒股票到1992年，在这前后赚了不少钱，通过原始资本的积累发展壮大起来。可以说华晨事业是由这400万开始的，华晨也是一个用借来的钱在中国做大的典型。
谈到与沈阳的关系，仰融告诉记者，早在1991年的9月，他了解到金杯有4600万股的股票没有发行出去，沈阳当时的市场价格是0.8元。
考虑到中国内地已经有证券交易所，如果拿过来帮助上市，一定能赚钱。所以仰融就借了4600万元以每股1元的价格于1991年买下了这4600万股。1992年7月26日在上海交易所挂牌上市。当时的确赚了很多钱，后来仰融又把它弄到海外上市。
投资是从1991年8、9月份开始的，是操作完这4600万股以后。仰融把合资企业的外方股权拿到海外上市，把赚来的钱投到了金客，总数是1200万美金，占40，25是华博，15是华银，在上市的过程中又把华银的15买过来了。华银、华博和华晨是债权、债务的关系。
从目前的帐目来看，华银还欠华晨的钱。1992年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成立了，仰融就把海外的钱装到了基金会里面，当时装的时侯也没有协议，只是口头。
针对国内一些媒体报道早期华晨上市的大部分资本金来自于华银，大华晨应该是国有成份占多数的说法，仰融认为，华银只是一个信托银行，他和华银是借贷关系。1993年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金融机构全面整顿，当时华晨所有的债权、债务全面地作了一个了结，整个的往来都明细有账。应该说1993年的时侯就已经结清了，华银也要拿股份，2000年，中介机构为双方债权债务进行调解。在此基础上又有一个分配报告。后来华银休业了，休业以后把账整清了。报告的结论是：华银欠华晨8000多万。
记者问仰融，从华银获得的资金是以谁的名义借贷的，是个人的名义还是公司名义时，仰融回答是以他以及他亲属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实都是他自己。
详述美国上市
曾有媒体认定华晨汽车是纽约证交所第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概念股”，其依据是“1993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曾正式发文，委托基金会代表国资局投资于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金额为1500万美元。根据这份文件，基金会的资产属于中国政府所有”。
针对这个问题，仰融向记者这样描述：1991年底，仰融在香港注册的华晨控股出资1200万美元，以40的比例与当时的沈阳金杯汽车联合成立沈阳金杯客车有限公司，1992年5月成立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发起人是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香港注册的华晨控股、中国金融学院以及华银信托等四家单位，注册资金210万元人民币，其中200万元由华晨控股出资。紧接着，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在百慕大注册成立了海外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晨汽车，CBA)，在运作上将基金会发起人之一的华晨控股手中的40沈阳金客股份注入新公司华晨汽车。
为了达到在美国上市的目的，仰融将基金会持有的21.57的华晨汽车股权与金杯汽车持有的11沈阳金客股权进行置换，再注入华晨汽车，这样华晨汽车就持有51的金客股权，达到了“单一职能的上市公司，对下面的资产必须有51的控股权”的美国上市要求，1992年12月华晨汽车成功在美上市。
在整个这一系列的资本运作中，记者一直有一个疑问，仰融为什么没有以私人控股的形式去上市，为什么非要弄这么个基金会？
仰融的解释是，基金会主要是由他发起成立的，仰融出资100万港币、300万元人民币去运作基金会。这个基金是一个社会团体组织，仰融任常务董事兼副会长，会长是人民银行的老副行长尚明。
仰融告诉记者，1992年他和投资银行方面]在美国商量怎么能上市成功，如果是个人出资，人家就会认为你这么年轻哪来的这么多钱，海外上市要求出示银行证明、税务证明，1992年以前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内地是没有的，因此当时这两个证明都无法出示。
当时为了考虑上市的形象，仰融接受了美国律师的建议，把这部分股权装入了金融基金会。这也是在当时环境下没有办法的办法。
华晨原始投资的形成
仰融上面这些叙述与华晨汽车的发起人之一、董事兼常务副总裁，现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的汪康懋(1995年离开华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的说法基本一致。
汪康懋说，一开始的时候，仰融曾经打算要以个人的名义注册上市，但投资银行建议还是以国有身份在美国露面，因为当时西方只知道中国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不相信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有这么多钱，可以置这么大的产业。如果以个人的名义注册，肯定会引来非常繁琐的调查。
汪还强调，招股说明书上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是仰融临时拼凑起来的，基金会的钱大部分是仰融弄来的。因为在仰融一开始准备上市的时候，这个基金会根本没参与，只是听了投资银行的建议后，仰融才说要搞个基金会。
但仰融的钱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根据汪康懋的判断，有一部分是仰融自己直接出的，有一部分则可能是他从银行借来的。而仰融的钱则是他抛售金杯汽车A股的股票赚来的。
这一点，仰融在国内的代理律师吴克祥告诉记者，仰融案有两个证据非常关键：一个是1200万美元的出资，他们已经向法院提供了出资凭证；另外一个是基金会的出资，基金会的注册资金是210万人民币，香港华晨出了200万，银行教育司出了10万。仰融的200万是从上海交行划过去的。
当时，华博财务在上海交通银行开了一个帐户，香港华博财务委托香港华晨集团投资。它们是委托投资关系，香港华晨集团是作为一个代理人介入到基金会，权利义务全部都归华博财务。它们有这样一个协议。华博财务是仰融的。作为代理律师，吴克祥也向北京高院提供了证据。
另外，基金会本身也有一个筹建报告，也有运作成功以后的报告，香港华晨集团出资的情况报告本身都有。吴律师还说，根据他们的调查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当时国家投资过1分钱给大华晨。
但基金会在华晨汽车成立之初，曾收到国资局一个函件，其内容是：“我局为了探索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需要，现正式委托贵会代表我局投资于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金额为1530万美元。资金由我局支付，贵会作为代理人不承担此项投资的所有风险，也不享有此项投资的所有权益，华晨的所有股权及股票收益归我局所有。作为补偿，我局同意对贵会进行赞助和支持，包括贵会设立优秀教师奖、优秀学生奖和优秀科技工作者奖共计人民币300万元整等。”国内有媒体分析认为，此举意味着仰融已将华晨的1200万美元捐献给了国家。
有关华晨资产的原始出资问题，记者与仰融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这个文件的出台有什么故事吗？
仰融：我是通过这个模式不断发展壮大的，国家在收购兼并上可以给我政策，国家给我政策是有条件的，条件是要让我永久经营。
记者：我怀疑当时你和他们达成了某种默契，由于国资局行了这个文，基金会就不会对你管得太多，在经营上就可以随心所欲，当时是否有这样的背景？
仰融：也有一定的成份，但也不全是。国资局的委托函，有它的弹性，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我倒不在乎这个东西归谁，我在乎的是国家没有出一分钱。现在转过来，好像是国家给我投资了，我侵吞了国有资产，我好像是占了什么便宜似的。我毕竟是把这个企业创办起来，到现在是200多亿元的市值，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我把它搞成了32亿元的净资产，每年的利税都是近10亿元。
国资局也好，基金会也好，按照公道来讲，我从来没有说这个公司是我的。但是，也不能说这个公司全都是国家的。国家没有出一分钱，华晨却安置了4万职工的就业，每年交了十几个亿的税收。
11月8日，辽宁省有关负责人向媒体表示，整个华晨集团的产权清理可望在年底完成：“要将国家的资产与社团资产分清，让国家的资产归国家。”这一番讲话，被法律界人士认为“华晨事件已由行政确认走向产权确认”。
针对这位负责人的说法，仰融的回应是，其实双方本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个人拿多少，政府拿多少，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理性地来商量这个问题。如果说不清楚这块资产，就应该由有关部门来界定其归属，按照出资享有分红和投资的权益。
仰融一再表示，虽然国家没有出钱投资，但是用了国有的牌子，就应该有国有的股权在里面。
仰融出局内幕
关于仰融被抛出局，国内媒体的报道一直有两种说法。
有报道说是因为仰融到宁波投资惹恼了沈阳。传说还被告到北京，理由是偷逃资金。还有报道说是他搞汽车得罪了人，引来竞争对手的强烈不满造成。
但仰融自己却不这么认为。
2002年3月11日财政部发函要求，把香港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香港圆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珠海华晨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晨实业公司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和管理层以个人名义注册的公司及以其亲属名义注册的公司一并划转辽宁省人民政府，所有债务一并划转。并要求抓紧时间进行审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3月14日辽宁省成立“接收华晨资产工作小组”，开始全面清查、核查、接收华晨资产。
仰融一再强调，这个文件他从来没有看到原文，是辽宁省传达给他的。当时，仰融一边配合接收，一边和他们讨论关于“管理层以个人名义注册的公司及以其亲属名义注册的公司一并划转辽宁省人民政府”，他认为名义和实际出资是不一样的，应该实事求是。
还有上海申华控股股份公司(600653)，它并不是大华晨控股的，接收工作组坚持该文件中点了名的全要接。
5月份辽宁省公安部门介入，加之仰融按合同从沈阳付了5个亿到宁波，这某种意义上更激化了矛盾。6月份辽宁方面就开始侦察仰融“侵吞5亿国有资产”、“卷款潜逃”等罪行，仰融认为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经营活动，投资是经董事会通过的。
谈到宁波项目仰融表示，宁波项目是很早以前就和宁波市政府签定的，如果不付款就要承担违约责任。经考察后发现到宁波投资是最好的，沈阳金客75的零部件来自长江三角洲，当时战略上的考虑是：如果在宁波建厂的话，能得到上海的人才，同时零部件配套的中心可以缩短到300公里以内，而且银行对投资项目能支持，所以，成本会降低，销售会上升。据此仰融认为上宁波项目不是与沈阳竞争，而是互补。况且投资收益是回到沈阳公司的。
仰融还表示，企业要靠不断地连动、不断地投资来保持它的状态平衡。1997年华晨只有轻型客车，如果那个时侯不上中华轿车，轻型客车要走下坡路了。宝马也是他引进来的，如果中华轿车项目启动还要招1、2千人，与宝马的合资项目启动也要招人
谈到“仰融带着10亿去宁波”，他表示是注册了10个亿的投资，沈阳金客出了5个亿，上海出了5个亿。
与工作组分歧起因
辽宁省接受华晨资产工作组成立于今年3月，当时主要是为实施财政部5号函内容，清理审计和接收华晨资产。
仰融告诉记者，自从辽宁省工作组成立后，他并没有给交接工作制造任何障碍，并希望迅速、顺利地交接好全部资产。
他与工作组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交接的方式上。仰融认为，整个资产交和接的不是几件物品，不是一堆死物，而是正在不停运转的企业，其中既有非上市公司，也有境内、境外的上市公司；既有华晨的全资公司，也有华晨控股的公司，还有华晨非控股的公司。
仰融的看法是，在保证这些企业稳定、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下，按不同的类型或者交资产、或者交股权、或者交股票，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交接方式。而辽宁方面则采取了简单的方式要求全面接收，此说法也得到了申华控股高管的证实。
记者在向辽宁省有关方面电话求证此说法时，对上述说法给予全面否定，称根本没有什么工作组，仅仅是执行上级有关文件。
在具体交接过程中，仰融认为，简单化的交接方法，既不利于顺利交接，还会给这些企业的正常业务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那些上市公司。
比如，申华也就是上述文件中提到的申华控股，目前总股本14.55亿股，股东29.65万个，正国投资公司在总股本中占13的股份。正国投资公司中沈阳金杯公司占25的股权，宁波正运公司占75的股权。它的控制权是宁波正运公司，工作组要把申华也接过来。其实正国公司的股权转让，应该由金杯公司与正运公司协商，如果正运公司愿意转让，金杯公司有优先购买权；它放弃时，辽宁省国资局才可以从正运公司那里受让股权。
工作组所采取的是下级服从上级的方法处理此事，但是正运公司既不是工作组的下级，又不是华晨的资产。
仰融还表示，也许不涉足汽车行业他不可能有今天。如果是搞房地产或其他的项目，可能没人管，但做了汽车，做大了就出现所有权问题。
当记者问下一步将会怎么走？仰融明确表示，他将再在美国、香港提起同样的诉讼。
仰融在国内的律师王海认为，海外诉讼如果受理，将可能引发另一个潜伏的问题：基金会的真实出资情况和财产托管变化，与出具的法律文件是否相悖。而且，这将涉及华晨汽车(CBA)上市文件是否有造假成份。
（国际金融报 2002年12月13日 第10版）
华晨系股权结构图
在很多年里，仰融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谜。他自称是安徽徽州人，西南财经大学毕业，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他介绍自己的经历时还说：“在越南打过仗，1988年受了一次大伤，腿断了，头也打开了，三次进手术室，但却奇迹般地、没有残疾地活了下来，这以后便开始既珍惜生命又藐视生命。”而实际上，他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原名叫仰勇，兄弟4人。他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是1995年前后的事情了。在这之前，他应该没有读过任何大学。初中毕业后，他先是做了一阵子的厨师，后来承包过家乡的一个小商店，再后来到江阴市外贸公司上班。他有一个叫仰翱的二哥，在无锡办了一家精细化工厂。1989年9月，他所在的外贸公司发行400万元企业债券，他就立刻跑到上海去炒股票了。他自幼胆识过人，天性颇不安分，在浑水一片的早期股票市场上自然如鱼得水，成了第一代资本炒家。当年的上海东湖宾馆是早期炒家们聚集的根据地。沪上颇著名的杨百万、刘太、朱焕良等人都在此扎营坐庄。他日日跟这群人厮混在一起，兴风作浪，很是赚到了一点钱，同时也历练出一番纵横捭阖的运作本领。在某一天，他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仰融，大有“仰仗金融”的寓意。1990年前后，因机缘凑巧，他结识了一个大人物。
这个大人物是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许文通。许文通是江苏启东人，仰融的邻县同乡，是老资格的金融教育家。中国金融系统很多显赫的官员和学者都曾经受教于许文通。在这个圈子里，许文通人脉深厚，一时无二。仰融虽非科班出身，但他独有的资本嗅觉和精干的操作能力却颇得许文通的欣赏。通过许文通，他结识了一些高层政商人士。在这种交际中，他视野陡开，脱去了不少草莽气，因而也比圈子里的其他人有了更远大的前程。在许文通的鼎力襄助下，他赴香港创办华博财务公司。其初始出资方为许文通担任董事长的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机制僵化的国有企业已经江河日下，难以为继。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讨论国有企业的“生与死”。而在许文通等人看来，要把国有企业搞活，仅仅靠管理松绑和财政输血显然是条走不通的死路，因此必须在制度架构和运营模式上有大胆的创新，而资本市场无疑是最可倚重的一种资源和手段。年轻气盛的仰融很是赞同这个理念。于是，在圈内人的引领下，他接触到了东北一家陷入困局的国有客车厂。
沈阳金杯客车厂是一家组建不久的工厂。1987年，沈阳农机汽车工业局将局内的50多个小型的汽车修理和部件工厂拼凑在一起，由快到退休年龄的副局长赵希友出任厂长。赵希友虽已年近60岁，却是一个很活跃和有闯劲儿的改革家。金杯创建之初，人员涣散，设备老旧，资金缺乏，几乎一无是处。赵希友想到了发行股票的办法。根据当时的报道，金杯是东三省第一家被允许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赵希友的募资规模是1亿股，每股1元。为了融到资金，赵希友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跑到北京国家体改委的大院里贴布告卖股票，引得好奇的媒体记者对这个新闻大加报道。不过，赵希友摆摊一天，也只卖出了2．7万股。就这样，从1988年底开始发行股票，历时1年有余，赵希友还剩一半股票在手上。
在购股事宜完成后，仰融迅即赴美。在纽约，美林证券分析师汪康懋正翘首等待着他。在汪康懋的牵线下，第一波士顿证券公司答应做沈阳金杯上市的承销商。尽管汪康懋对沈阳金杯的落后状况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还是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当时的企业现状是，金杯几乎没有什么优质资产，其主要出产的海狮客车每年只能卖出2000辆，有99％的零部件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时值日元狂涨，工厂的回笼资金还不够买零部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向以规范严格而著称。可是，在汪康懋、仰融两人的运作下，沈阳金杯的上市文件竟通过了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查，最终得以被批准上市，主要得益于美国资本市场开始对“中国概念”特别青睐。
在1年多时间的上市过程中，英语不太好的仰融其实只去了两次纽约，把美国方面的大部分事宜都交由汪康懋等人搞定，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国内资本的组合上。种种迹象表明，在进入金杯的时候，资历浅薄、民间炒家出身的他与其说是收购者，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活跃于幕前的操盘手，而在他的身后隐藏着一个强大的政商关系群和错综复杂的资本网络。然而，心思缜密的他显然不甘于扮演这种“皮影人”式的江湖角色，而是要拥有自己的“王国”。就在买下金杯股票的当月，华博财务公司、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沈阳金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组建了新的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998万美元。之所以是这个很奇怪的数字，是因为当时政策规定，3000万美元以上的合资项目要上报国务院审批。金杯占60％的股份，华博和华银分别占25％和15％的股份。1992年，华银把所有股份又转让给了华博。
6月，在高人的指点下，仰融悄悄在素有“免税天堂”之称的太平洋小岛百慕大设立了一个项目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由华博100%控股。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40％的股份被全部注入这家专门用于上市的“壳公司”。8月，他以“股份只有40％，不符合在美独立上市条件”为理由，又安排了一次关键性的换股，将华晨对金杯客车的控股比例扩大到51％，成为该公司的控股方。与此同时，他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对华博的资本改造，将其股权结构改为他占70%、另一自然人占30%，法定代表人仍是他。在数次洗牌后，收购资本的提供方、国有性质的海南华银日渐淡出。1993年，许文通离开海南华银，随即出现在“华晨系”的控股核心——香港华博财务公司，出任董事长。很显然，他通过这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资本重组充分放大了自己在这个上市项目中的权益。他在资本运营上的卓越想象力和操作才能，在这个时候已经鲜明地展现了出来。
1992年7月，金杯汽车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10月，以金杯客车为主要资产的华晨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在华尔街获得超额认购85倍，融资7200万美元。
1991年，中国汽车产业正经受着一次世纪阵痛。11月25日，中国硕果仅存的国产轿车——“上海”牌轿车宣告停产。在此前的1987年，“红旗”牌轿车已经停产。德国大众在华投资却逐年增加，出产的桑塔纳年产6万辆，竟接近“上海”牌轿车在过去28年里的总产量，已成为中国市场的第一轿车品牌。在资本市场鏖战多年的仰融很快意识到，无意中踏入的汽车行业也许是中国最具成长性的领域。就在美国上市后的1年，赵希友退休，沈阳市政府把国有股出售给了长春一汽。然而，两三年经营下来，长春一汽却起色不大。从1995年起，他以大股东的身份接管了金杯客车的管理权。
金杯公司的主打产品是“海狮”牌小客车。而在这个市场中，长春一汽的“解放”牌面包车无疑是当之无愧的“小霸王”。仰融把全公司最优秀的研发人员全部调集起来，专门针对“小解放”开发出了一款低成本的海狮新车型。新海狮推出市场之后，因其造型新颖、价格低廉、营销手段灵活而深受中小城镇用户的欢迎。仅1年后，一汽的“小解放”就由盈利转入亏损，2年后被迫退出了竞争。本来就对汽车业不熟悉的他，在经营上毫无包袱和成见，打起仗来新招迭出。从1996年起，沈阳金杯一路高歌猛进，迅速成为国内轻型客车市场的老大，每年的销售额都以50％的速度增长，一直领跑，创下了投资回报率高达30％的行业纪录，销量也从1995年的9150辆起连年递增，到2000年已经达到6万辆。被业界鄙视为“门外汉”的他，交出了一份让所有业内高人都感到惭愧的成绩单。
初战告捷之后，仰融对汽车行业的兴趣越来越高，又把目光投向了这个行业最肥沃的一块天地，家庭轿车。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民众购买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政策的鼓励，房地产和汽车成了新的消费热点。从1996年起，家庭轿车的拥有量连年翻番。众多专家纷纷预言，中国的家用轿车时代已经到来了。
尽管市场前景广阔，但是对于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来说，机会却未必很大，因为汽车行业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规模效益又十分重要的重型工业。历经百年激烈竞争，全球范围内，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十来家跨国汽车公司几乎已经垄断了汽车的技术话语权和品牌号召力。在中国市场上，原有的“红旗”牌及“上海”牌轿车都已经被巧妙地消灭。在这种大环境下，作为一家在家庭轿车领域毫无经验的企业，华晨竟试图从这群大老虎嘴里夺食，实在难于上青天。可是，仰融却提出，“要制造拥有百分之百知识产权的中国轿车”。
从1997年年底起，仰融就开始筹划引进德国技术和设备，打造一条年产10万辆轿车的生产线。1999年3月，他控股上海老牌上市公司申华实业，将之更名为“华晨集团”。这成为他打造华晨汽车帝国的一个重要的资本平台。10月，“华晨中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成功上市，发行1958万股股票，募集资金6．5亿港元。他对外宣布：“华晨将在5年内斥资40亿元，打造中国人自己的轿车。”
仰融在自主品牌的打造上实行的是双轨并行的战略。一方面，通过委托设计、自身滚动积累的方式培育核心研发能力。华晨出资1亿元，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他出任理事长。另一方面，打破常规的合作模式，在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中，同世界级别的汽车公司寻求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合作。他认为，中国汽车工业现有三种发展模式，第一种是合资，第二种是许可证生产，搞引进，第三种是自主开发，在全球合作分工。他说：“我现在正在研究第四种，应该与全球的汽车行家联合开发，共享资源和平台，划分市场。”
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华晨先后与5家国际大汽车公司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仰融笑称其为“五朵金花”。与宝马公司达成意向，合资生产宝马在全球销售最好的3系和5系轿车；与美国通用共同投资2．3亿美元组建合资企业，生产雪佛兰卡车和SUV；接手位于湖北孝感的三江雷诺，控股55％，计划引进雷诺家用型经济轿车“甘果”；收购沈阳航天三菱，与三菱合作生产轿车发动机；与丰田公司合作，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丰田经济型轿车。此外，华晨还与世界第一大汽车零部件生产供应商德尔福公司共同开发491Q－ME汽油发动机，准备将之装备在金杯客车和皮卡车上。
在“金花”们的拥围下，自主产权的轿车研发便不再是闭门造车。仰融请世界著名设计大师乔治·亚罗主持车型设计，请国际权威机构——英国MIRA公司进行整车性能验证鉴定，请世界著名汽车设备制造公司提供冲压、装焊、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设备，请国际著名汽车厂商供应其重要的总成件、配件等。他将新轿车起名为象征意味十足的“中华”牌。
2000年12月，第一代“中华”轿车在沈阳下线。在隆重的下线仪式上，仰融兴奋地手举一幅“中华第一车”的书法向到场的嘉宾和记者展示自己的梦想。他宣称：“到2006年，中国汽车业滩头阵地上唯一敢向外国企业叫板的，是我华晨。”这一刻的他，已俨然是一个民族汽车拯救者的形象。
一直到2001年初，仰融的事业毫无败落的迹象。
1月，为了表彰第一辆“中华”牌轿车下线，沈阳市政府举办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授予仰融“荣誉市民”的称号。他公布2000年公司业绩——华晨的销售收入为63亿元，轻型客车市场占有率高达60%，税后利润为创纪录的18亿元，在汽车行业里仅次于上海大众、一汽大众。
正是在这个敏感时刻，仰融开始与英国著名汽车公司罗孚商谈，规划南下新建汽车基地。他与罗孚的接触始于发动机项目。“中华”牌轿车下线后，他发现采用的三菱发动机与车型不匹配，动力不足，但三菱方面拒绝进行技术更新。在宝马公司的推荐下，罗孚进入了他的视野。罗孚是一家拥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厂，由于成长缓慢，近年来亏损累累，正急切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买家。他与罗孚的谈判很快从发动机项目上升到全面合资。罗孚是一个十分适合的合作对象，技术研发能力雄厚，品牌高贵。他提出的合作方式包括——合资后罗孚的所有产品都搬到中国生产；保持罗孚英国研发中心和欧洲销售体系的存在，每年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中，出口欧洲的用罗孚品牌，在中国和亚太地区销售的用中华品牌；罗孚帮助华晨完成发动机的升级换代，在发动机上打上“中华”商标。尽管他的条件十分苛刻，但是中国市场的广阔及德国大众在中国投资获取丰厚利润的事实，最终还是让罗孚同意合资。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双方合资建厂，中方以土地、厂房等投入，占51％的股份，罗孚投入产品、技术和设备；中方借给罗孚1．9亿英镑，用于英国工厂的搬迁裁员和新车研发。
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以整合者和拯救者的角色出现在国际主流商业舞台上。如果此次合资成功，中国汽车行业的版图将全部改写，甚至连成长路线都可能赫然改变。
谈判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一切都出乎想象地顺利。在相关协议都签好之后，仰融做出了一个让他懊悔终生的决定。
仰融决定把罗孚项目放到浙江省的宁波市。很多年后，他都没有把这个决策的真正动机对外透露。看上去，宁波是一个不错的建厂选择，有全国最好的深水大港，周边的汽车配件企业众多。市政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次性批给华晨3000亩土地，出让价一亩只有区区5万元。在这位优秀的战略构架师的算计中，招招精准，环环紧扣，所有的要素都已完美齐备。只可惜，他偏偏漏算了似乎很不重要的一点，东北方面的心态。
或许在辽宁省和沈阳市政府看来，仰融这次是想“趁乱溜走”了。自金杯被救活之后，辽宁省就一直将汽车产业作为全省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沈阳市也从来没有放弃“中国的底特律”之梦，自然希望他把所有的资产和项目都放到沈阳。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对华晨有求必应，不遗余力。可是，就在超速扩张的关头，他却趁“慕马大案”的动荡之际调头南下。这在东北官员看来，无异于背叛。
矛盾激化的另一个背景是，一向低调而神秘的仰融在2001年变得异常高调，开始频频接受记者的采访，出现在各种财经类媒体的封面上。也许在他看来，华晨的宏大架构终于清晰，已经到了他应该站出来为伟大事业造势亮相的时候了。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他以70亿元资产位列第三。在此之前，除了汽车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以暴富者的形象一夜而为天下所知。榜单设计者胡润对他资产的计算，是以他在华晨中所占的股权为依据的。他对此表示默认。于是，政府方面对他的质疑，便是从资产计算开始的。10年前那着“精妙之笔”终于露出了它狰狞的一面。政府方面认为，华晨绝对不是他的华晨。根据10年前的股权设计，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才是公司的真正所有者，而基金会无疑是国有资产的代表者。
事实上，仰融对华晨的所有权一直耿耿于怀，其心态有过一段很微妙的变化。华晨在美国上市后的很长时间里，他在公开场合都承认华晨是国有资产。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大，他的心态渐渐有了转变。2001年10月，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他突然提到“华晨的出身不好”，说：“什么叫出身不好……当时很多事都说不清楚，直到今天，有些事我是否就有权利讲清，也不一定……”在所有的“说不清楚”中，最让他寝食难安的，应该还是华晨的产权归属问题。在随后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他明确地说：“企业不能长期这样股权结构含混不清。历史问题要有所了结，要奠定这个企业未来竞争力的基础。而且这帮管理层跟了我10年，我应该对他们有所交代。我天天为股民考虑，为什么我不能为我的管理者、我的班组长考虑？”
在讲这一席话的时候，仰融其实对产权的“了结”已经有了全盘构想。第一步，他设计并构筑了一个“资本的迷宫”。“华晨系”的100多家企业资产关系盘根错节，互为关联。全天下真正弄得清楚的大概就他一人而已。第二步，在宁波项目中埋下伏笔。他将华晨集团旗下的君安投资、珠海华晨、正通控股、正运实业及沈阳金杯等的股权进行了多重置换，最终在宁波注册成立了一个由他出任法人代表的中国正通控股公司。它将成为华晨与罗孚合资的中方母体。同时，他在华晨集团内组建了职工持股公司，由3000多名职工入股发起，在由中国正通投资公司与后者进行某种方式的股权交换。这样，一个产权清晰的“新华晨”就诞生了。未来，如果沈阳金杯尾大不掉，他完全可以弃之不要，在宁波罗孚项目上换壳重生。第三步，他开始与政府洽谈基金会问题。他认为，基金会只是为了上市而设计的一个“壳”，当年的国有投资仅10万元而已，后来国家就再没有一分钱的投资。因此，国有资产在华晨中所占的比例最多不能超过30％。
仰融认为自己算度精准，前可进，后可退，百密而无一疏，没有人可能从他手中把“金杯”夺走。但是，他唯一没有算计到的是，如果对方宁愿把“金杯”砸掉也不肯给他呢？
拉锯式的谈判在2002年春节后破裂。这时候，华晨各项业务的进展已经将双方逼到了必须摊牌的地步。
“中华”轿车自2年前下线以来，已经完成了规模化批量生产的所有准备，其准产证即将下发；华晨与宝马的合作报到国务院办公会议，即将被正式批准；在宁波，3000亩土地的征用工作已经完成，工程即将上马。所有这些，都面临数亿元乃至数十亿元的投资。是顺从仰融还是驱逐仰融，仅在一念之间。
3月11日，仰融和政府方面同时动手。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华晨集团宣布更名为申华控股。根据后来的《补充公告》，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为台湾敏孚企业有限公司的秦荣华。秦荣华无疑是他“资本迷宫”中的一个代表。同一天，财政部企业司下发公函，将华晨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一次性划转辽宁省政府，将所有债务亦一并划转，要求“抓紧时间审计，以防国有资产流失”。接收工作小组当即向他宣读了公函。
仰融继续以不妥协的姿态行事。3月21日，华晨在英国发布与罗孚合资的新闻，并出资1亿元买下宁波的建设用地，一次性向罗孚支付1500万英镑的技术转让费用。一周后，工作小组进驻沈阳华晨，开始全面清查、核查、接收华晨资产。事态发展至此，双方撕破脸皮，决裂无可挽回。
5月，仰融飞到山西五台山，徒步登山祈祷拜佛。随后住进了上海瑞金医院。月底，持旅游护照赴美。
6月18日，华晨汽车董事会解除了仰融的公司主席、总裁等职务，理由是“不恰当地作出与基金会的业务方针相违背的业务决策，并因而不能顾及本公司股东的集体利益”。第二天，华晨与宝马的合作项目建议书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获得通过。而在半个月前，“中华”轿车也登上了最新的车辆生产目录，正式获准批量生产面市。
6月25日，身在美国的仰融将持有的华晨中国股票在香港股市全数抛售，套现8968万元。至此，他出局的猜测得到了公开的证实。
仰融出走后，宛若迷宫的“华晨系”实非外人可以掌控。因此，辽宁省政府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挽留团队骨干。最终，被外界称为华晨“四大金刚”的他的4位助手均同意留任。苏强接任华晨中国总裁兼行政总裁，吴小安接任华晨中国主席，洪星和何涛分别出任华晨中国副主席和财务总监。政府承诺，4个人可按每股0．95港元的价格，分别获得8000万到9000万股不等的期权认购权，共占华晨中国总股本的9．446％。“四大金刚”的留任使他的孤身出逃更像是一场众叛亲离的闹剧。
8月20日，“中华”轿车的市场投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最先上市的中华标准型轿车市场售价为16．98万元，成为中国市场上唯一与国际品牌抗衡的中档国产轿车。苏强宣布，华晨将通过5到10年的时间发展为国内的一个重要的汽车集团，5年内目标销售量达到18万到20万台，到2010年产销汽车78万辆，发动机产能90万台，利润68亿元，销售收入1300亿元，占据中国汽车市场10％的份额。在热烈喜庆、群贤毕至的舞台上，独缺那个身材中等、声如洪钟、总是梳着一个光亮大背头的主角。他本应该出现在镁光灯下，接受人们的簇拥和祝贺，而此刻却在大洋彼岸独自黯然神伤。
10月14日，仰融通过香港华博财务公司以侵占资产和行政侵权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和财政部，其直接诉讼争议标的达2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产权纠纷案。为了表明自己的“合法无私”，他甚至签署委托书，宣布将法律确认之应得的华晨资产全部捐献给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或慈善机构。4天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经济犯罪发出全球通缉令，正式批捕他。11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他的起诉“无可诉性”，暂不受理。他转而在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汽车，在美国联邦哥伦比亚地区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最后，均因“不在管辖权内”而告失败。
至此，“拯救者”仰融完败谢幕。10月23日，新任华晨主席吴小安对记者说：“仰融先生在本集团的管理、运作和业务的参与是微不足道的。”
在仰融出局后的半年里，接收小组看起来稳住了可能发生混乱的局面。2002年12月，财政部批准华晨集团以1．44亿港元收购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所持有的14．4亿股华晨中国股份。“中华”轿车的销售似乎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面市后的4个月里销售8000辆，2003年销售2．5万辆，实现税前利润2000万元。
在战略布局上，华晨呈现出迅速、全面回归辽宁省的局面。除了被强行终止的宁波罗孚项目，湖北孝感的雷诺项目也被搁浅。同时，华晨对零部件的供应商进行了调整，把辽宁省外的厂家抛掉了一大片，重新扶植一批省内的零部件厂。辽宁省政府的目标非常坚定，以华晨为核心，将大连、锦州、丹东等一带的汽配企业带动起来。
但接下来的事实，就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了。
就如同仰融几年前所预测到的，中国的家庭轿车市场真的到了井喷的时代，但华晨的脚步却渐渐地迟滞了起来。2004年，“中华”轿车销量迅速下滑到1．09万辆，同比下降15％，经营亏损6亿元。金杯“海狮”的销量为6．1万辆，同比下降18％，丢失了保持5年的全国销量冠军，跟鼎盛时期的2000年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仰融时代的众多合资项目也纷纷难以为继。与美国通用合作的雪佛兰卡车和SUV项目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04年被上海通用整合；与英国出租车公司生产奥斯丁出租车的项目也因中方终止合同而半途告吹，已支付的7000万元模具费无法收回；与宝马公司合资生产宝马3系和5系的项目一直受到销售的困扰，中方最终放弃了在合资公司中的主导权。
2005年上半年，华晨汽车发布亏损报告，半年报亏2．99亿元。9月，《资本市场》杂志的记者前往沈阳采访，竟然找不到华晨总部的办公地点。面对这样的情况，辽宁省国资委官员称，华晨汽车集团是中外合资企业，不是国有企业，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经贸委官员则表示，不清楚华晨汽车究竟归属哪个部门，所以无法提供情况。到2005年底，华晨的最高管理者在3年多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换了四茬人。
························节选自《大败局2》·······························
2002年3月财政部下文将华晨资产划归辽宁省，同月底辽宁省政府成立接受华晨资产工作组，5月仰融出走美国，6月仰融被撤消董事局主席职务，10月由仰融控股70的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诉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10月14日北京市高院受理，两天后组成合议庭，4天后辽宁省公安厅批准逮捕仰融。
12月10日晚，仰融的代理律师——北京昌久律师事务所的王海向记者透露，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一案，在立案近两个月后，即将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理由是辽宁省公安厅发函北京市高院：仰融涉嫌经济犯罪，建议驳回。
这个裁决意味着：中国最大的产权纠纷案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起诉告终。仰融已经不大可能在国内通过司法程序“讨回公道”，实现回国的愿望。
为进一步弄清华晨谜团的事实真相，记者费尽周折终于与仰融本人取得了联系，并通过越洋电话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独家采访,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接受采访之前，记者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和华晨体系以及仰融控股公司的结构图。据仰融讲，这张图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一家新闻单位提供过。透过这张图可以看到华晨完整的体系构架和相关联企业的关系。这也是被称为所谓华晨迷宫的一张“导游图”。沿着华晨体系结构图的引导，人们可以清楚了解整个华晨体系及仰融个人控股的一些公司的股权关系。
仰融的第一桶金
关于华晨的原始出资有许多种说法，国内媒体也作过一些报道，其中有两种说法较受认可。
其中之一是，华晨的起家与华银国际密不可分，特别是购买4600万股沈阳金杯汽车的资金，并不属于仰融，而是华银国际的。因为华银国际是国有的，那么，华晨自然也就属于国有资产。
还有另一种报道是，仰融出的钱，其中一部分是仰融借华银的，仰融与华银是借贷关系。如果此说法准确，华晨的产权就是仰融的。
关于这个问题，仰融是这样向记者描述的。
1990年，仰融向其兄仰翱借了400万元人民币。这400万是仰翱在北京发了一个9个月的债券筹到的，仰融用这个钱在中国的新兴股市慢慢地撬动，赚了钱。当时，赚钱的主要途径是：从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开始炒股票到1992年，在这前后赚了不少钱，通过原始资本的积累发展壮大起来。可以说华晨事业是由这400万开始的，华晨也是一个用借来的钱在中国做大的典型。
谈到与沈阳的关系，仰融告诉记者，早在1991年的9月，他了解到金杯有4600万股的股票没有发行出去，沈阳当时的市场价格是0.8元。
考虑到中国内地已经有证券交易所，如果拿过来帮助上市，一定能赚钱。所以仰融就借了4600万元以每股1元的价格于1991年买下了这4600万股。1992年7月26日在上海交易所挂牌上市。当时的确赚了很多钱，后来仰融又把它弄到海外上市。
投资是从1991年8、9月份开始的，是操作完这4600万股以后。仰融把合资企业的外方股权拿到海外上市，把赚来的钱投到了金客，总数是1200万美金，占40，25是华博，15是华银，在上市的过程中又把华银的15买过来了。华银、华博和华晨是债权、债务的关系。
从目前的帐目来看，华银还欠华晨的钱。1992年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成立了，仰融就把海外的钱装到了基金会里面，当时装的时侯也没有协议，只是口头。
针对国内一些媒体报道早期华晨上市的大部分资本金来自于华银，大华晨应该是国有成份占多数的说法，仰融认为，华银只是一个信托银行，他和华银是借贷关系。1993年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金融机构全面整顿，当时华晨所有的债权、债务全面地作了一个了结，整个的往来都明细有账。应该说1993年的时侯就已经结清了，华银也要拿股份，2000年，中介机构为双方债权债务进行调解。在此基础上又有一个分配报告。后来华银休业了，休业以后把账整清了。报告的结论是：华银欠华晨8000多万。
记者问仰融，从华银获得的资金是以谁的名义借贷的，是个人的名义还是公司名义时，仰融回答是以他以及他亲属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实都是他自己。
详述美国上市
曾有媒体认定华晨汽车是纽约证交所第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概念股”，其依据是“1993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曾正式发文，委托基金会代表国资局投资于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金额为1500万美元。根据这份文件，基金会的资产属于中国政府所有”。
针对这个问题，仰融向记者这样描述：1991年底，仰融在香港注册的华晨控股出资1200万美元，以40的比例与当时的沈阳金杯汽车联合成立沈阳金杯客车有限公司，1992年5月成立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发起人是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香港注册的华晨控股、中国金融学院以及华银信托等四家单位，注册资金210万元人民币，其中200万元由华晨控股出资。紧接着，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在百慕大注册成立了海外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晨汽车，CBA)，在运作上将基金会发起人之一的华晨控股手中的40沈阳金客股份注入新公司华晨汽车。
为了达到在美国上市的目的，仰融将基金会持有的21.57的华晨汽车股权与金杯汽车持有的11沈阳金客股权进行置换，再注入华晨汽车，这样华晨汽车就持有51的金客股权，达到了“单一职能的上市公司，对下面的资产必须有51的控股权”的美国上市要求，1992年12月华晨汽车成功在美上市。
在整个这一系列的资本运作中，记者一直有一个疑问，仰融为什么没有以私人控股的形式去上市，为什么非要弄这么个基金会？
仰融的解释是，基金会主要是由他发起成立的，仰融出资100万港币、300万元人民币去运作基金会。这个基金是一个社会团体组织，仰融任常务董事兼副会长，会长是人民银行的老副行长尚明。
仰融告诉记者，1992年他和投资银行方面]在美国商量怎么能上市成功，如果是个人出资，人家就会认为你这么年轻哪来的这么多钱，海外上市要求出示银行证明、税务证明，1992年以前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内地是没有的，因此当时这两个证明都无法出示。
当时为了考虑上市的形象，仰融接受了美国律师的建议，把这部分股权装入了金融基金会。这也是在当时环境下没有办法的办法。
华晨原始投资的形成
仰融上面这些叙述与华晨汽车的发起人之一、董事兼常务副总裁，现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的汪康懋(1995年离开华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的说法基本一致。
汪康懋说，一开始的时候，仰融曾经打算要以个人的名义注册上市，但投资银行建议还是以国有身份在美国露面，因为当时西方只知道中国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不相信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有这么多钱，可以置这么大的产业。如果以个人的名义注册，肯定会引来非常繁琐的调查。
汪还强调，招股说明书上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是仰融临时拼凑起来的，基金会的钱大部分是仰融弄来的。因为在仰融一开始准备上市的时候，这个基金会根本没参与，只是听了投资银行的建议后，仰融才说要搞个基金会。
但仰融的钱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根据汪康懋的判断，有一部分是仰融自己直接出的，有一部分则可能是他从银行借来的。而仰融的钱则是他抛售金杯汽车A股的股票赚来的。
这一点，仰融在国内的代理律师吴克祥告诉记者，仰融案有两个证据非常关键：一个是1200万美元的出资，他们已经向法院提供了出资凭证；另外一个是基金会的出资，基金会的注册资金是210万人民币，香港华晨出了200万，银行教育司出了10万。仰融的200万是从上海交行划过去的。
当时，华博财务在上海交通银行开了一个帐户，香港华博财务委托香港华晨集团投资。它们是委托投资关系，香港华晨集团是作为一个代理人介入到基金会，权利义务全部都归华博财务。它们有这样一个协议。华博财务是仰融的。作为代理律师，吴克祥也向北京高院提供了证据。
另外，基金会本身也有一个筹建报告，也有运作成功以后的报告，香港华晨集团出资的情况报告本身都有。吴律师还说，根据他们的调查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当时国家投资过1分钱给大华晨。
但基金会在华晨汽车成立之初，曾收到国资局一个函件，其内容是：“我局为了探索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需要，现正式委托贵会代表我局投资于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金额为1530万美元。资金由我局支付，贵会作为代理人不承担此项投资的所有风险，也不享有此项投资的所有权益，华晨的所有股权及股票收益归我局所有。作为补偿，我局同意对贵会进行赞助和支持，包括贵会设立优秀教师奖、优秀学生奖和优秀科技工作者奖共计人民币300万元整等。”国内有媒体分析认为，此举意味着仰融已将华晨的1200万美元捐献给了国家。
有关华晨资产的原始出资问题，记者与仰融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这个文件的出台有什么故事吗？
仰融：我是通过这个模式不断发展壮大的，国家在收购兼并上可以给我政策，国家给我政策是有条件的，条件是要让我永久经营。
记者：我怀疑当时你和他们达成了某种默契，由于国资局行了这个文，基金会就不会对你管得太多，在经营上就可以随心所欲，当时是否有这样的背景？
仰融：也有一定的成份，但也不全是。国资局的委托函，有它的弹性，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我倒不在乎这个东西归谁，我在乎的是国家没有出一分钱。现在转过来，好像是国家给我投资了，我侵吞了国有资产，我好像是占了什么便宜似的。我毕竟是把这个企业创办起来，到现在是200多亿元的市值，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我把它搞成了32亿元的净资产，每年的利税都是近10亿元。
国资局也好，基金会也好，按照公道来讲，我从来没有说这个公司是我的。但是，也不能说这个公司全都是国家的。国家没有出一分钱，华晨却安置了4万职工的就业，每年交了十几个亿的税收。
11月8日，辽宁省有关负责人向媒体表示，整个华晨集团的产权清理可望在年底完成：“要将国家的资产与社团资产分清，让国家的资产归国家。”这一番讲话，被法律界人士认为“华晨事件已由行政确认走向产权确认”。
针对这位负责人的说法，仰融的回应是，其实双方本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个人拿多少，政府拿多少，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理性地来商量这个问题。如果说不清楚这块资产，就应该由有关部门来界定其归属，按照出资享有分红和投资的权益。
仰融一再表示，虽然国家没有出钱投资，但是用了国有的牌子，就应该有国有的股权在里面。
仰融出局内幕
关于仰融被抛出局，国内媒体的报道一直有两种说法。
有报道说是因为仰融到宁波投资惹恼了沈阳。传说还被告到北京，理由是偷逃资金。还有报道说是他搞汽车得罪了人，引来竞争对手的强烈不满造成。
但仰融自己却不这么认为。
2002年3月11日财政部发函要求，把香港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香港圆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珠海华晨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晨实业公司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和管理层以个人名义注册的公司及以其亲属名义注册的公司一并划转辽宁省人民政府，所有债务一并划转。并要求抓紧时间进行审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3月14日辽宁省成立“接收华晨资产工作小组”，开始全面清查、核查、接收华晨资产。
仰融一再强调，这个文件他从来没有看到原文，是辽宁省传达给他的。当时，仰融一边配合接收，一边和他们讨论关于“管理层以个人名义注册的公司及以其亲属名义注册的公司一并划转辽宁省人民政府”，他认为名义和实际出资是不一样的，应该实事求是。
还有上海申华控股股份公司(600653)，它并不是大华晨控股的，接收工作组坚持该文件中点了名的全要接。
5月份辽宁省公安部门介入，加之仰融按合同从沈阳付了5个亿到宁波，这某种意义上更激化了矛盾。6月份辽宁方面就开始侦察仰融“侵吞5亿国有资产”、“卷款潜逃”等罪行，仰融认为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经营活动，投资是经董事会通过的。
谈到宁波项目仰融表示，宁波项目是很早以前就和宁波市政府签定的，如果不付款就要承担违约责任。经考察后发现到宁波投资是最好的，沈阳金客75的零部件来自长江三角洲，当时战略上的考虑是：如果在宁波建厂的话，能得到上海的人才，同时零部件配套的中心可以缩短到300公里以内，而且银行对投资项目能支持，所以，成本会降低，销售会上升。据此仰融认为上宁波项目不是与沈阳竞争，而是互补。况且投资收益是回到沈阳公司的。
仰融还表示，企业要靠不断地连动、不断地投资来保持它的状态平衡。1997年华晨只有轻型客车，如果那个时侯不上中华轿车，轻型客车要走下坡路了。宝马也是他引进来的，如果中华轿车项目启动还要招1、2千人，与宝马的合资项目启动也要招人
谈到“仰融带着10亿去宁波”，他表示是注册了10个亿的投资，沈阳金客出了5个亿，上海出了5个亿。
与工作组分歧起因
辽宁省接受华晨资产工作组成立于今年3月，当时主要是为实施财政部5号函内容，清理审计和接收华晨资产。
仰融告诉记者，自从辽宁省工作组成立后，他并没有给交接工作制造任何障碍，并希望迅速、顺利地交接好全部资产。
他与工作组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交接的方式上。仰融认为，整个资产交和接的不是几件物品，不是一堆死物，而是正在不停运转的企业，其中既有非上市公司，也有境内、境外的上市公司；既有华晨的全资公司，也有华晨控股的公司，还有华晨非控股的公司。
仰融的看法是，在保证这些企业稳定、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下，按不同的类型或者交资产、或者交股权、或者交股票，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交接方式。而辽宁方面则采取了简单的方式要求全面接收，此说法也得到了申华控股高管的证实。
记者在向辽宁省有关方面电话求证此说法时，对上述说法给予全面否定，称根本没有什么工作组，仅仅是执行上级有关文件。
在具体交接过程中，仰融认为，简单化的交接方法，既不利于顺利交接，还会给这些企业的正常业务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那些上市公司。
比如，申华也就是上述文件中提到的申华控股，目前总股本14.55亿股，股东29.65万个，正国投资公司在总股本中占13的股份。正国投资公司中沈阳金杯公司占25的股权，宁波正运公司占75的股权。它的控制权是宁波正运公司，工作组要把申华也接过来。其实正国公司的股权转让，应该由金杯公司与正运公司协商，如果正运公司愿意转让，金杯公司有优先购买权；它放弃时，辽宁省国资局才可以从正运公司那里受让股权。
工作组所采取的是下级服从上级的方法处理此事，但是正运公司既不是工作组的下级，又不是华晨的资产。
仰融还表示，也许不涉足汽车行业他不可能有今天。如果是搞房地产或其他的项目，可能没人管，但做了汽车，做大了就出现所有权问题。
当记者问下一步将会怎么走？仰融明确表示，他将再在美国、香港提起同样的诉讼。
仰融在国内的律师王海认为，海外诉讼如果受理，将可能引发另一个潜伏的问题：基金会的真实出资情况和财产托管变化，与出具的法律文件是否相悖。而且，这将涉及华晨汽车(CBA)上市文件是否有造假成份。
（国际金融报 2002年12月13日 第10版）
华晨系股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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