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铁本:戴国芳还剩下什么 - 小众知识

告别铁本:戴国芳还剩下什么

2013年01月27日 14:18:05 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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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国际大酒店。

  正庆幸没迟到太久,却被告知拍卖已经结束。整个拍卖过程不到10分钟。

  费了许多工夫,终于联系到负责拍卖的常州市三和拍卖有限公司,据杨先生透露,成交价格是此前估值的八折再八折,最后被江苏金松特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松特钢)以7.108亿元收入囊中。

  在此之前,铁本江边项目(以下简称铁本新厂)已于11月20日被常州嘉汇物资公司以1.994亿元的价格拍得,这一价格是最初评估价的72%。

  没有想象中的竞相加价、人头攒动,没有此前备受关注的沙钢、南钢等买家,曾经名噪一时的铁本这样轻飘飘地落幕,记者多少有些失落,上述人士却如释重负。原来,铁本拍卖如今已是第三次了,前两次拍卖均因无人前来应拍而流拍。

  截至2009年12月28日下午2点多,才有金松特钢一家前来缴纳2亿元保证金,而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日期是当天下午4点。

  尽管只有一家公司前来竞拍,但拍卖法也并未规定竞拍家数,武进区法院讨论后决定,为了避免再次流拍,确保债权人利益,拍卖会还是依原计划进行。但保证金只是为了防止有人恶意炒作、干扰拍卖,对于已经流拍两次的铁本老厂拍卖来说,并不具有什么意义,直到金松特钢董事长蒋中敏举牌,在场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铁本新厂资产也是在第三次拍卖时,才迎来了2家竞拍单位,最终也只有一家举牌。

  当初,外界普遍认为铁本老厂11.1亿元、新厂2.77亿元的资产评估价格过低,谁也没料到它的拍卖过程如此尴尬。

  铁本,炼出来的钢是那么硬,而自己却那么软!

  与当年掀起的暴风骤雨相比,铁本的拍卖像一个小小的道场,好像只为能给那段历史画个句号。记者们也不再蜂拥而至,偶尔到访的几乎都是本地记者站或与江苏相隔不远的媒体。

  无论如何,随着资产基本得到变现处理,关于铁本的过去,尘埃落定,如何妥善安置老厂区的职工和新厂区那些已穿鞋进城的村民们才是悬念所在。

  戴国芳还剩下什么

  此行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探访戴国芳。其实,并没有特别设想过要问什么。只是两册《大败局》读下来,《铁本:钢铁之死》留下的感受太深——

  十九个案例里,有视民众为蠢蛋、一意孤行、无视商业规则的投机分子,也有胆识过人、谋略深远甚至能力挽狂澜的企业家,但戴国芳,是最简单朴实的一个。虽然也曾为李经纬那张悲怆的照片心神震颤过、为潘宁离开科龙扼腕叹息过,但都没有看完“铁本”一文之后的深深悲凉。

  所以,只想去看看,斯人是否安好。

  从酒店所在的常州市天宁区到铁本所在地东安镇,接近50公里的路程,几番权衡之后,记者前往火车站西广场乘坐公交车。

  虽然有思想准备,但一个镇接一个镇,一个村连一个村,一会儿国道一会儿乡村公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才到镇上,还是让人大跌眼镜。曾经身家4.4亿元、掌控“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荣登“中国400人富豪榜”的戴国芳怎么住在如此偏僻的地方?

  东安镇总面积33.58平方公里,辖行政村12个、村民小组237个。戴国芳就出生在镇东安北村最东边的渎南小组。

  从镇到村,不再有公交车,更别说出租车了。坐上当地人称为“小毛驴”的电动三轮车,在一些细长深远的巷子里穿梭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眼前突然开阔。很宽的一片田野中,一座白色的桥、一条干净的柏油路通往远处一个红白相间的院落。那就是戴国芳的家了。

  据说这是始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房子,院墙顶上绿色的琉璃瓦以及南向大门和右面墙上的朱红色瓷砖很新,左面墙还未贴,显然正在修缮中。

  “小毛驴”的主人刘师傅自称是戴国芳的邻居,跟他颇为熟稔,热情地替记者敲门。也许是正好在院中,很快地,戴国芳前来应门,声音嘶哑而响亮,听说他8月前刚做过喉部手术,想来已大好了。听了记者介绍后,戴国芳沉吟了一会,又再三确认只有一人,终于答应了见面请求,但让记者改从东门进去。

  戴家院子很大,围墙有50多米长,但仅在院子的东北角上有一栋三层半小楼。小楼久经岁月,破败不堪,窗户缺失了几块玻璃,墙壁上到处都是雨水常年浸湿后的痕迹,外表镶嵌的瓷砖也都斑驳,3楼走廊顶上的天花板已经破损,连粉刷的石灰粉都掉了,与上面那半层一样,几乎没有人居住的迹象。2楼则窗户紧闭,窗帘也全部拉上,密不透风。

  东门是道小铁门,也已锈迹斑斑,刘师傅边敲门边说今天运气不错,说这几年他曾带过几批记者过来,都没敲开过门。

  来东门应门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性,据说这是戴国芳的岳母,她说戴国芳要稍作休整,让记者等会,却没有让人入内的意思。在门口拉了一会家常,戴国芳岳母说进去看看,返身带上了门,却再无踪影。

  既然不见,也不好勉强,遂准备回镇上。走到戴院南门,刘师傅指着左边小径尽头一个院落告诉记者,那就是戴国芳赖以发家的三友轧辊厂。

  刚拍了一张远景,只听嘎吱声响,院门大敞,一辆本田SUV先行驶出,后面紧跟着一辆本田轿车。因为刘师傅的“小毛驴”正好停在路中间,两辆本田被迫停下。刘师傅前去挪车前,还不忘为记者做个介绍,听他打招呼,开SUV的女子是戴国芳的妻子黄荷琴,而后面开轿车的便是戴国芳本人。

  其妻见此情此景,有些讪讪地笑了。

  记者走到戴国芳的车前问好,他没有下车的意思,只在车里微微点下头。网上广为流传的那张戴国芳被羁押时的照片中,两腮深陷,神情颓废,而面前的他或许是因为正面相向,感觉已不再那么消瘦,面色白皙,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曾有媒体报道其有忧郁症,如今看来,精神状态已不那么萎靡,而且衣着面容清爽整洁,的确是“稍作休整”过。

  可能也有点出乎预料,他的眼神虽然柔和,但看向记者手中的相机还是流露出警惕之色。记者内心稍作挣扎,收起了相机,他因此善意含笑而去。

  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人产生强烈的时空错觉。这种错觉,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舆论引导以及作者们当时当地主观意象的复合作用而形成的。想象中的铁本很强大,是个钢铁王国,其拍卖却令人如坠空中,而那个活在案例中的戴国芳是个多么简单的人,但稍一回味,他的调虎离山之计使得也很纯熟,面对媒体,也知道摆摆排场了。

  那么,即将远去的铁本究竟是个什么模样,是否也有一些被掩盖的事实存在?

  老厂的那些纠葛

  返回渎南时,记者刻意绕了不同的路线,所见颇有小康之风,几乎是家家小楼,院院轿车,时有孩童在简单的公共健身场所游玩戏耍,远非当年那个最贫穷落后的村镇了。这一切并非全是铁本一家企业的功劳,但铁本显然功不可没。

  可如今的老厂万籁俱寂,没有一点生气!

  所谓的大门仅是一道一米左右宽、七八米长的土红色砖坯,破损严重,上面“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金色字样被铲去,只剩淡淡的痕迹。一片枯黄的灌木和草坪中,一米多高的土红色基座上零散地堆着些废铁,这里原本是一只鹰的雕塑,被继任者铲除了。

  鹰是戴国芳的图腾,记者曾在戴家旁边的轧辊厂里见过一只振翅腾飞的鹰雕,保安介绍铁本老厂里这只原是收翅状,寓意蓄势。可惜后来不仅鹰没了,戴国芳也身陷囹圄。如今,厂内无论锅炉、建筑还是车辆均锈迹斑斑,依旧矗立的大烟囱已不再冒烟,据说目前已停产整顿,要等待新的指示。

  厂区的马路对面,是铁本指挥中心,人称“总部办公室”,但早已物是人非,此前是鑫瑞特钢进驻,今后是金松特钢入主。而那个曾经身价上亿的“五不”老板、一心只想做大铁本发展地方经济的戴国芳,却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地方与中央对弈中的一枚棋子而被牺牲。

  当地餐馆老板回忆起建厂之初戴国芳在一次指挥运输行车时折了腿还坐轮椅亲临现场指挥的情景时,依旧很感动。

  比起数十里地外的湟里镇,铁本倒下之后,东安镇发展日渐不及,最后甚至被并了进去。“如果铁本不倒,肯定是湟里并给东安”,很多人心生遗憾。于是,很容易理解东安镇人对铁本的怀念、对戴国芳的怜惜。

  戴国芳被刑拘后,东安镇及周边,据说有两万多人联名上书政府,替他求情。可惜,不诉不判不放,对戴国芳的超长违法羁押成为中国现当代司法史上的一大避讳,再多求情也枉然。而戴国芳的旧部则暗示这其中另有蹊跷,矛头指向的是鑫瑞特钢董事长刘建刚。

  2004年4月19日,戴国芳等人被拘捕后,按照政府部门的安置办法,刘建刚于2004年8月到铁本任总经理,后来因其双重身份被人质疑,遂于2005年8月改由鑫瑞特钢租赁铁本老厂,从此开启了五年半的“铁本新时代”。

  而刘建刚的名声也自此一落千丈,被指责为落井下石。“肥了鑫瑞,瘦了铁本”之类的顺口溜开始传播。

  据当地人描述,刘建刚出生在戴国芳家的隔壁村,家境也颇为相似,早年也穷困辍学过,也一样的头脑灵活不断进取,于2002年也有了自己的钢铁厂,不同的是,他比戴国芳性格强悍、处世也谙熟些。

  2004年初铁本遭遇清查之时,鑫瑞特钢年产约摸40万吨,如今已非当年阿蒙。原东安镇政府部门人士也言其的确是既得利益者,因为经营铁本而让鑫瑞特钢迈上了一个台阶。

  鑫瑞特钢位于常州市武进区西南方向的湟里镇村西村,距铁本老厂约莫二十多里地。湟里镇的街区比东安要宽阔繁华,鑫瑞特钢也比铁本老厂崭新气派得多,各色轿车时有出入,大门处稍作妆点,也还能看出些迎接新年的气氛。

  鑫瑞特钢警卫异常机警,“小毛驴”离公司大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其中一人就已出来问询并阻止再走近。既然进不去也只能作罢,却在前往金湟河时碰巧遇到鑫瑞特钢一员工骑马栽进河里。一番闹腾之后,经不住痴缠的他在承诺不开口不拍照只看看的前提下终于答应带记者进去看看。没想到亭台楼阁、烟柳长堤、假山绿水,鑫瑞特钢竟是一派公园景象,很难与钢铁厂联系起来。

  强烈的对比之下,铁本老员工的不平和埋怨自非无源之水。

  尽管刘建刚声称铁本被查后,因为敏感有风险,当时无人敢接手,是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多次登门相请他最终才迎难而上的;尽管自他租赁后,铁本每年给戴家30万元的安家费,戴家也并未困顿到揭不开锅,大女儿已远赴澳洲留学,二女儿在南京攻读大学,儿子在市区一所外语类高中念书,但从2005年8月到如今的拍卖,四年有余,鑫瑞特钢以每年10万元的租金承包铁本,还是很难不受人诟病。

  毕竟,这几年正值国内钢铁大涨之际,虽然也有原材料上升等诸多因素,但铁本若得已正常运营,应不至于落到如今这步田地。

  戴国芳的旧部认为,相较于铁本此前17.8亿元的资产、每年150万吨的产量,10万元的租金无异于白送。据说,仅2006年3月,铁本老厂利润就达500多万元,而过去的2005年,该厂上缴的税收达到1.5亿元,效益非常好。

  一位原铁本高层曾是当地政府组建的铁本监管组成员,在刘建刚租赁铁本厂一个月后就悄然离开。而戴国芳的娘舅蒋锡生以及弟弟戴永芳,都是原铁本公司的副总经理也相继离去。从生产、供应、销售到财务等各部门,最终都调整为刘建刚自己的人。

  刘建刚办公室座位背后雕刻有一行字:“一个人的暂时成功靠的是聪明才智,而一生的成功靠的是做人”,但由于其早年赖以发迹的宜兴张渚钢厂是由戴国芳转给他的,在东安镇这个小小的熟人社会,他注定要背上“忘恩负义”之名,即使有委屈之处,也只能如他所说,让时间证明一切了。

  知情人士透露,戴国芳的损失,将以政府行政补偿金的形式得到一些弥补,重掌铁本虽然已是传说,但今后事业的启动资金应该有了着落。但长江边那几千户因铁本新厂项目而失去家园的人们,如今在做什么?

  蒿草丛中的过往

  新北区魏村镇位于常州市的最东北,距离东安镇80多公里,有着高新技术开发区惯有的挺阔道路和崭新的厂区和建筑。铁本新厂,那个曾经激动人心的梦想,就淹没在这片雾蒙蒙的长江边上。

  从镇上租车前往铁本新厂,没几分钟路程就看到了三座炼钢高炉,五个红白相间的烟囱自东向西排成一线。没想到这竟是条断道,司机在一堆乱糟糟的土石前停了车。目之所及,除了遥远的高炉之外,尽是疯长壮硕的蒿草。如果说老厂是破败,那么新厂只能用惨状来形容。古人说“蒿草之下,或有兰香;茅茨之下,或有侯王”,2004年中央政府那一抡“千钧棒”,多少泡沫沉渣霎那间化作齑粉飘散!

  回顾2009年山东钢铁重组日照钢铁等很多国进民退的事例,不知是谁说过“就算铁本5年前不死,也活不过2009年”。

  那么,铁本为何而死?如果是资本,那么究竟是铁本骗了银行,还是银行对不起铁本?在魏村人的口中,却有另外一个版本:银行毁约。

  倒不是因为上面要查处铁本,而是从2003年三季度起,突然紧缩银根,于是银行单方面毁约。即使兑现了的承诺,也是大大的打了折扣。比如银行承诺十二亿贷款,但是这十二亿贷款铁本不能使用,必须全额存在银行作为保证金,然后据此申请开具承兑汇票。

  银行毁约之时,铁本项目上到一半,传说中,方寸大乱的戴国芳也曾四处求情,甚至哭过,称只要银行能够遵守合同,让他叫爷爷都行。可惜换来的只是满腔悲愤。“银行都不讲信誉了,还有什么人可以讲信誉?你们早点说一声不能贷款,我孙子才去上这个项目!”

  但一位接近戴国芳的人士认为,铁本之死,根本原因不在资本和技术,而是人:人才、人脉。戴国芳与政府官员之间的交往的确清白,但也不知天高地厚。据说国家发改委领导查铁本时,曾两次召见他,第一次因忙去迟了,第二次没迟到,但身边人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帮了倒忙。哪些不合时宜的话,该人士未详述。国家某部委副主任2003年到铁本视察,他说没时间,一开始硬是没有出面接待。

  深入国家垄断行业内淘金,缺人脉如缺氧,随时有窒息之虞。这一点,戴国芳的确该向建龙取取经。这家被视为“铁本第二”的企业,虽然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但最后起死回生。

  沿公路而下,穿过一条蒿草掩盖下的土路,发现属于铁本新厂的地界被长长的围墙隔开,一个村妇背着柴禾迎面而来,见记者跟她打招呼,朴实地指了路,聊起生活,竟是一户还未得到安置的迁出村民,如今借住在亲戚家。

  途中有条河流,踏过堆在土坡上的简陋木板,是一条宽阔的公路,沿路左走,两边堆着很多锈迹斑斑的建材。远处有两处房屋,记者收起相机,小心翼翼地过去。房屋破烂不堪,门和窗或掩或开,黑漆漆的令人望而生畏。屋后似有人声,难不成这里也有钉子户?

  没敢进去,穿过两屋之间的小径继续朝着高炉的方向前行,发现只是伐柴禾的乡民。

  与全国很多地方一样,铁本新厂征地也存在强制拆迁的行为,其中也有暴力存在。司机是当地人,说起当初他们村圈地时,因为遇到阻挠,戴国芳叫了一帮小混混去把村民打了一顿,然后到乡政府扔了一百万,说人我已经打了,你们去摆平吧。

  魏村镇被征地的长江、东进和合兴三个村均位于长江沿岸,是鱼米之乡,而且交通便利。红火的乡镇企业使得这里的农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就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拆迁使他们失去几代人创建的家园。

  造成这些拆迁村民生活如此窘迫的原因之一,是政府不能及时支付补偿费。而当地政府的解释则是铁本停工之后,不再有后续资金,没有这个能力兑现承诺。

  当初政府承诺铁本建成后要解决一部分劳动力,另外铁本还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但如今这一切都泡了汤。而且大部分土地已被破坏,无法复垦。农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失去土地带来的生存危机。当焦点都对准戴国芳、权力的博弈和对错的争论时,谁真正地关心过这些沉默的大多数? 

  高炉下,还有车和工人在运载遗留下的物资,不用太久,烂尾五年之久的这片土地终应该会有着落。2009年10月23日,投资200个亿的中国石油长江项目在扬中市西来桥镇隆重奠基。对于失去家园的老百姓来说,将来每年2000个亿的销售收入,怎么也能分一杯羹吧。可是,空气中那些久久不散的刺鼻味道还是令人有些难受。

  常州的赶超之痛

  在常州当地方言中,“铁本”与“贴本”基本同音,一个段子因此广为流传——铁本出事,主要是因为戴国芳没把企业名字取好,最终真的贴尽了本钱。但事实上,铁本事件的意义,已超越一个企业个体的命运。

  不仅戴国芳贴本,包括贷款银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任何一方,均为输家。

  铁本项目陷入困境,一定程度上是铁本公司董事长戴国芳自己种下的苦果,但常州市政府确也难辞其咎。作为惩罚,涉及失职违规的八名政府和有关银行的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及组织处理。而常州在此事上所受的打击,远不止于此。

  在常州当地,主流的看法认为,地方政府强力推动铁本扩张计划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的赶超冲动——北倚长江、南濒太湖的常州不甘于在经济上被邻近的“兄弟”苏州和无锡甩得太远。

  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曾经诞生过《文心雕龙》、《永乐大典》的著者,因苏东坡、陆游等文学巨匠而熠熠生辉,近现代产生的名士更是灿若繁星。钟灵毓秀是人们提起常州时用得最多的词汇。经济方面,常州也有光照全国的先例,改革开放之初的“苏南模式”那是必指常州无疑。

  曾几何时,它是全国中小型城市的样板和楷模,但不知从何时起,常州逐渐乏善可陈。对历史遗迹的破坏令许多文化界人士痛心疾首,而经济发展也被苏州、无锡远远抛在后面。

  苏州和无锡2002年总产值分别为2080.37亿元和1601.66亿元,而常州是760.60亿元;到了2003年,苏州和无锡的总产值分别为2802.20亿元和1901.22亿元,常州为900.20亿元。长江三角洲“苏锡常”中的常州,仅仅剩下了地域概念。

  有一个原因,也许能部分解释常州经济为何这几年落后于苏、锡两市,那就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003年,苏、锡两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分别达1408.93亿元和893.32亿元,但常州仅为446.59亿元。于是,“大企业、大项目偏少”成为常州市政府寻找到的问题所在,狠抓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投入自然列入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铁本项目于2002年初开始筹划,并于2003年下半年突然提速,因为担心若按正常程序报批,钢铁行业的黄金时期可能早已流逝。但铁本事件不仅未能取得成效,反而重重地摔了个底朝天。

  铁本之痛,还不仅是在经济损失,更是心理上的。地方媒体鲜有关于铁本的报道,机关、单位人员等也都极有默契地避免讨论此事。此次中石油长江项目选在扬中市去奠基,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常州市政府的忌讳心态。

  但处罚毕竟不是目的,当地政府是否从此事中真正吸取了教训?

  2004年4月28日下午,市委书记范燕青首次表态,说“问题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影响是巨大的”,台下干部个个脸色凝重、目不转睛。但一些官员私下说起此事的查处,均为“正好撞在枪口上”扼腕痛惜,委屈与揶揄溢于言表。

  甚至,不少当地的干部群众非常担忧政府今后的决策可能变得谨小慎微缩手缩脚。

  所幸,这场突然而至的暴风雨并没使这位市委书记消沉。他表示“不仅要在加快发展、率先发展上走得更快,而且要在统筹发展、协调发展上走得更好”。

  五年多过去,铁本善后工作是好是坏,每个人有自己的评判,而其“统筹”、“协调”得如何,倒是值得商榷。铁本事件过去不久,长江沿岸一大片规模不输给铁本新厂的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化工厂拔地而起。

  可怜那些曾经庆幸自己未卷入铁本悲剧中的乡民,终究没能躲过去。

  司机说常州新北区终于进入中国前十了,一追问,原来是中国十大癌症高发区之一。沿江而行,亚邦、瑞邦、沈氏等化工厂的名字多得让人记不全,而随风弥漫的难闻气味久随不去。相比较,空气最清新的倒是铁本新厂那几千亩的蒿草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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