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足足花了2个多小时，才绕着铁本江边的项目踩了个遍。只不过，看着工地上疯长的蒿草，锈迹斑斑的钢材，以及路边各种已经褪色的施工材料，破旧的工棚，半身挺立的炼钢高炉，施工现场2年多来并没有采取措施保护，任凭风吹雨打，……我心里一直是凉的。我有如陷入了泥潭，踩到了棉花，许多疑问难以求证，许多……
我在想，在法院判定以前，这些资产都是戴国芳的，而在这之后……，我相信戴国芳真的会一无所有，然而，无论是谁的资产，戴老板的，重组者的，地方政府的，国家的，都不能如此践踏，这不仅是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不利，更是我们集体对财富的不尊重，对财富和金钱规律的极度蔑视！
而做不到这一条，中国即使在富裕，充其量也只是个暴发户——通过掠夺、原罪等等肮脏的手段——无法做到和谐致富、和平崛起。
我印象深刻的是常州当地群众对戴的好评、同情，人都说树倒猢狲散，老百姓心里还是有杆秤的。据说当地出现过万人上书为戴国芳求情的事情。
我去过戴家，看过戴家紧锁的大门，见过戴家父母对任何人不信任的神态，不愿跟任何人说话的眼神，我理解那是一种绝望。
有一个细节我没有写进文章里，那就是作为一个亿万富翁，戴国芳除了没有在老家盖楼房，也没有在市里买房产之外，据他邻居大爷讲，他家被查封资产的时候只有8万元钱，“他自己没钱，钱都被别人赚走了”，这是我听到乡里相邻们说得最普遍的一句朴素的话。
鹰是戴国芳的图腾，钢铁是戴国芳的梦想。如今，他的工厂已经被人占领，鹰也已被人拆除！
在戴的旧部印象中，他这个人是个彻彻底底的理想主义者，他还有朴素的爱国主义精神，比如他在美国炸中国大使馆的时候，留下的豪言壮语是“中国要造航母，他第一个捐款”。
我有幸看过戴国芳从牢里寄出来的“明信片”，那是戴跟外界的唯一联系手段，我的印象，即使这个人在牢里，依旧充满着对事业的渴望和激情。
我意外的发现，在中国的企业家群中，只有小学毕业的戴国芳是一个另类，他不是那种官商勾结，也不是那种原始压榨，他崇尚纯粹的经商之道，他如果在西方，那是一个让人仰慕的创富者，造福一方的企业家。我真希望，40多岁的戴国芳出来，还能东山再起，造福一方。
关于戴国芳的定罪，如果按照法律的话，是很难判定的——这里用律师的话说：“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漏洞，但是由于这一块行业比较特殊，怎么来进一步弥补漏洞是个关键，要求当事人去承担的话有可能被冤枉——因为我明明是有货的，明明是可以享受这个税率优惠的，只因为我没票所以我找人开票就可以定罪，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并没有损失，你本来就应该给他免税的啊。”沈国祥律师向《商务周刊》指出，问题的关键是要证明这一过程中有的人明明是用得少，开得多，“这要看证据，作为公诉人来讲是要举证的”。但实际上，铁本从回收公司开回的16亿发票中，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进货，有多少是虚开，已经很难查得清，也没人能查得清。“因此，我们律师的观点很简单。”沈国祥说，“就两句话，有货的，你不能定罪，因为这是国家规定的；没货的当然可以定罪，但你现在没有证据，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要定罪还是比较困难的。”
不过，相信谁也不敢给戴国芳判个无罪，毕竟他被看作是当年宏观调控的顶风作案者。除非中央能排除各种力量的博弈和干扰，表现出高风亮节。
无论如何，庭审后一般要在一个半月内宣布，但案情复杂的可以延期，真心希望不要延得太久。
经历大起大落之后，年逾五十的戴国芳或许更能洞彻他的天命所在。铁本的雄心壮志早已凋零殆尽，只有那无尽的蒿草仍在无所顾忌地疯长，似乎在做历史的见证，又似乎在做无尽的言说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邓学平
在中国企业家年谱中，戴国芳是无法跳过的一个名字。他出生贫寒，却实现了从一名普通泥瓦匠到中国富豪的蝶变。
他曾经雄心万丈，想晋升为中国新一代的钢铁大王。但不曾料到，一场巨浪将他吞噬。如今，戴国芳成了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和时代的变迁。
泥瓦匠出身的企业家
1964年，戴国芳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东安镇安北村的一户农民家庭。这是一个从蒿草丛里长出来的苦孩子，他初中二年级便不得不辍学谋生，跟随父亲做起了泥瓦匠。
16岁那年，他开始转行做废品收购生意。那时，常州一带办起了很多中小型制造企业，戴国芳就每天去工厂附近捡拾和收购废旧铜铁。尽管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他似乎有着特别的商业禀赋和天分。稍稍积攒了一点钱，他就去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这样一来，不仅他的收购半径扩大了很多，而且收购效率也成倍提升。尝到甜头后，他很快又买回一台压块机。因为他发现，将碎铁压成铁块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没过不久，他已经能将压出的铁块卖到无锡和上海的钢厂。
1984年前后，戴国芳发现炼铁的利润要远远高于废铁买卖，便在自家老院子的旁边辟出一块地，挂牌办起了一家名叫三友轧辊厂的炼钢作坊，并一口气购进了3台小电炉。戴国芳也许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与炼钢捆在了一起。
由于小电炉电耗成本很高，戴国芳转而从上海等地的国有企业购买了几台淘汰下来的二手转炉和化铁炉，形成了简单的产业链。在积累了一定的炼钢经验之后，戴国芳又去承包了一些濒临倒闭的国有钢厂的车间。那是一个体制决定效率的年代，在国有企业厂长手上毫无生机的炼钢车间一旦转到了戴国芳的手中，顿时就成了赚钱的机器。最多的时候，他名下的承包车间有5家之多。
由于经营有方，戴国芳逐渐完成了他的原始积累。1996年，他手头上的资金已经达到6000万元。这一年，戴国芳带着他的全部家当，在常州注册成立了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寓意以铁起家、不离本业。
富豪榜新秀
1990年代中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政府迅即启动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国内各种能源全面紧缺，钢铁和电力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在钢铁市场上，无论是线材(2011, 0.00, 0.00%)还是板材，普通钢还是特种钢，价格普遍持续上涨，几乎到了“一天一价”的地步。那时铁本厂的门口，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卡车每天排成长龙。
铁本的快速发展并没有让戴国芳沾沾自喜、夜郎自大。戴国芳比任何人都清楚，铁本工厂的规模还是偏小，技术水平仍然偏低，生产的都是轧辊、连铸坯等低技术含量的产品。为了让铁本跃上一个新台阶，戴国芳决定倾其所有上马高炉项目。
高炉建成之日，戴国芳当着数千工人面对高炉长跪不起，泪水与汗水交混而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这一年，铁本的钢产量猛增到100万吨，销售收入超过25亿元。在当年的《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上，他名列第376位，估算资产为2.2亿元。
2002年的春天是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38岁的戴国芳在长江南岸的长堤边独自踱步，新建一个大钢铁厂的想法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按戴国芳的估算，中国的这股钢铁热起码还可以延续5到6年，这是钢铁人一生难遇的大行情。戴国芳不想错过任何可能使铁本有更好发展的机会。
那一年，戴国芳从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常州市准备在长江沿岸附近辟出3万亩左右的土地作为产业基地。长江沿线号称中国的钢铁长廊，武汉钢铁、九江钢铁、马鞍山钢铁、南京钢铁、宝钢集团等钢铁巨人比肩而立、蔚为壮观。戴国芳决定将铁本建在这些国字号大佬们的身边，有意要一竞高下。
按照戴国芳当初的设想，新建设的工厂比现有产能大出一倍左右，它的主体建设是两座高炉和一个14米深的深水码头，占地2000亩，年产260万吨的宽厚板，总投资额为10亿元左右，主要以自有资金滚动投入。在与苏州、无锡的GDP竞赛中逐渐处于下风、亟需大的投资项目拉动增长的常州市政府在知道这一情况后，主动伸出了橄榄枝，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加码政策。
那时全国各地都在上马钢铁项目，常州市政府非常希望铁本的新厂能扩大规模和影响。在当地政府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规划一改再改。短短6个月，规模从一开始的200万吨级，加码到400万吨级、600万吨级，最后被确定在840万吨级，占地规模从2000亩攀升到9379亩，工程概算也从10亿元剧增为106亿元，产品定位则提升为船用板和螺纹钢(1660, -10.00, -0.60%)等较高档次产品。
在那个时候，铁本的固定资产只有12亿元，净资产仅6.7亿元。以这样的资本规模要启动一个超百亿元的项目，没有金融机构的强力支持是无法想象的。在确认政府支持的信息后，当地银行大开绿灯，铁本几乎没费什么功夫就获得了近44亿元的银行授信。然而，成熟的规划、充足的资金配套只是基础，这种规模的投资项目按规定还必须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批准。
当时急着上马工程的不仅有戴国芳，还有当地政府。铁本项目如果照实上报，不但审批流程旷日持久，而且获准的机会十分渺茫。于是，铁本的840万吨项目被拆分成7个子项目和1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7家“中外合资公司”。同时，当地政府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甚至有些手续直接由政府代为办理妥当。
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让戴国芳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新厂的建设上。据一位参与该项目的包工头回忆，戴国芳由于整天都想着新项目，每天差不多7点就开始上班，晚上12点的时候还要亲自到工地查看进度，常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钟。由于精神高度紧张，戴国芳甚至要借助安眠药才能入睡。
那时戴国芳近乎玩命的工作只为了那句“3年超过宝钢，5年赶上浦项”的豪言壮语。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只是呓语，只有戴国芳把它当成了真正的目标。
调控风暴引来牢狱之灾
就在戴国芳的铁本厂建设得如火如荼之时，一场猛烈的调控风暴不期而至。戴国芳和铁本厂的命运就此急转直下，其结局之惨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面对“全民炼钢”的热潮，国务院于2003年年底发文要求迅速遏制钢铁领域的盲目投资。2004年2月，国务院组成8个督查组分赴各地清查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中的“盲目投资行为”。就这样，戴国芳和他的铁本被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惊涛骇浪之中，悲剧性地成为那场宏观调控的“祭旗者”。
面对声势浩大的调查，从来没有应付过如此场面的戴国芳方寸大乱。于是，他向上级呈递了一份自查报告，供认自己虚开了近两亿元的发票，并且承诺尽快补缴所有的税款。然而，事态远比他想象中的要严重的多。正是这份自查报告在两年后成了检察机关指控其犯罪的最有力证据。
3月20日，遭到巨大压力的常州市政府组成了铁本项目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紧急下达了停工令。4月初，一个由9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进行全面检查。4月19日，戴国芳和他的妻子、岳父等10人被警方带走。此后，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通稿，《人民日报》也为此专门发表社论。铁本成为宏观调控的“第一案”，项目被迫全面下马。
然而单纯从司法角度，戴国芳的案件却充满争议。该案最初因“违法用地”而起，媒体列举了其5个方面的问题，但检方指控的却只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个罪名。戴国芳被逮捕羁押超过两年后，才迎来首次开庭，羁押4年之后，法院一审还未判决。2009年4月，戴国芳最终被以“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并用“羁押折抵刑期”，戴国芳很快就取保候审开始恢复人身自由。
判刑确定之日，即是戴国芳重获自由之日。然而戴国芳的悲剧所引发的争议却并未因此停息,甚至有人将之视为“国进民退”的标志性事件。
出狱之后不久，戴国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业。只是此次，他显得异常低调。经历大起大落之后，年逾五十的戴国芳或许更能洞彻他的天命所在。铁本的雄心壮志早已凋零殆尽，只有那无尽的蒿草仍在无所顾忌地疯长，似乎在做历史的见证，又似乎在做无尽的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