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红楼，我的阅读经验
－－－闫红
我看红楼，是把那些人看成身边的亲友与邻居，有时也当成我自己，推心置腹、推己及人，打量、比较、揣测、估摸，获得细微的经验，妄图将这经验淬打成一把钥匙，小心翼翼地去开启那些纷繁多变的灵魂。这个过程进入得越深入，我就越觉得，他们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这和我的阅读经验有关，幼年开始读红楼，一看就是许多年，起初因为寂寞，物质匮乏的八十年代初，没有很多读物可供选择，后来则因为迷恋，不是爱上了宝哥哥或者林妹妹，爱上的，是那样一种宏大的生活气氛，和由那生活带出的万千感慨。
读了那么多遍后，逐渐觉得人物从纸上凸现，仿佛那套叫做《红楼梦》的书，是一座迷宫似的房子，那些人住在里面，从未止息地演绎着自己的悲欢离合。当我随手翻开，便是与他们相见，虽然只能做个旁观者而不是参与其中，可是在日复一日的注视中，我对于他们，渐渐熟识起来。我自以为了解他们的性情，能够判断那些细微动作下的感情波澜，当他们突然悖离日常状态，我也能够迅速找到那谜底，做出合理解释，对于一个在你身边活了那么久的人，当然会有这样的了解与理解。
也许是这种自信过于坚定，长大成人之后，当我看到一些红学著作时，不由大吃一惊，抛开那些繁复的考证文章，单就文本做出的分析，与我一贯的理解就大相径庭。
比如蔡元培先生的革命说：宝玉爱吃胭脂，表现了满人对于汉文化的倾慕，胭脂者，红也，朱也，朱明王朝也，好吃人口上胭脂，则是言拾汉人唾余也；书中的女子，指的是汉人，男子，当然就是满人；宝玉是玉玺，贾宝玉，当然是伪朝之帝系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说法虽使人惊讶，但作为革命家的宣传手段倒也可以理解，它的体系与我的相去甚远，亦可敬而远之并不犯冲。让我困惑的，是那些和我一样把红楼当成小说来读，在理解上却相去甚远的。
我说过，我从未敢把红楼人物看成夹在书中扁扁的纸人，而是我日日所见，有血肉、能呼吸的活生生的人，他们如此平凡，又如此真切，就连赵姨娘、邢夫人们，在我眼中，固然贪婪与愚蠢，却也有弱势的委屈与惨淡，我甚至可以想像，假如我真能切近地走进她们的生活，在某一刻，无意中瞥见那受伤的眼神，以我软弱的心性，也许就忘记她们所有的过错，生出深深的同情来。
当然，红楼里，也没有完人，俞平伯《红楼梦辨》里说：“作者对于十二钗，一半是他的恋人，但他却是爱而知其恶的。所以如秦氏的淫乱，凤姐的权诈，探春的凉薄，迎春的柔懦，妙玉的的矫情，皆不讳言之。即钗黛是他的真意中人了；但钗则写其城府深严，黛则写其口尖量小，其实都不算全才。”爱而知其恶，乃是大慈悲，把一个人误当成天仙来爱很容易，见到他（她）的原生态，比所有的人更了解他（她）的缺点，及至被这缺点所苦，所折磨，仍然投入那样的热忱与诚挚，才能叫真爱。
所以我不大能理解或扬黛抑钗或扬钗抑黛的二元对立，也不看好别出心裁推湘云为真正的主人公的新发现，以及更进一步的，把所有的人物都描出红白脸来，分出左右忠奸，上演一场是非分明的大戏。比如酒酒质疑，林妹妹的钱哪里去了？她老爸是巡盐御史，为什么一分家产没给她留下？一定是林妹妹的钱是被贾母和贾琏合伙私吞了，林妹妹回苏州奔丧，是贾琏一路护送，贾琏后来又说，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这个“再“字，必然是从上次私吞林妹妹的财产说起。想来该是贾母私吞外孙女的财产之后，原想撮合宝黛姻缘作补偿，时间一长，看到薛宝钗更好，想赖婚，遂造成哀感顽艳的宝黛悲剧。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撇开法律界已不看好的“有罪推断法”不算，我还觉得，这更像通俗读物上的故事，最多只能上《三言二拍》，情节曲折，悬念迭起，结局令人大吃一惊，还有点惩恶扬善教化世人的意义，可是，若红楼梦的格局局限在这个层面上，怎么还能打动古往今来的无数读者？引得那么多聪明的头脑探幽钩沉、争讼不已？
窃以为，红楼之好，正在于没有明晰的是非，这一点，比较像真实的生活，活在我们身边的那些人，你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人性如此复杂而混沌，会因时间、地点、心情、气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做出调整，活到老，调整到老，除了那些大奸大恶，大多是直到盖棺也无法得到定论，只有一个笼统的印象。
最难表述就是这笼统印象，画鬼容易画人难，把人分成红白脸，只要把颜料朝上抹就成，这模糊的中间状态，需要屏息静气，细细描画，功力不逮或积攒不够，必然捉襟见肘。
红楼梦里具有灵魂性的情节，比如黛玉葬花、湘云醉卧、龄官画蔷，都没有激烈的冲突，也不靠故事性来勾引或挑逗读者的好奇心，它从容叙述的，都是细水长流的时日里的平凡细节，但就是这些轻易便会忽略的细节，让作者晕染出了最近真实的人物，真实所以可信，可信所以能将读者催眠，我们不自觉地给予作者完全的信任，任由他牵着我们的手，从最寻常的路径走入生与死的思索，存在与虚无的思索，激起五脏六腑的大恸。
就是那些情节性较强的，像和凤姐有关的章节，比较有悬念、有起伏，很能吸引人，可我以为它的落脚点也不是情节，让我们长久动容的，还是那样一个生命力四射的人物，她的口才心机，与我们已经预知了的悲剧性的命运。因为是同性的缘故，我还留意到一点，是她在职场与情场的成败得失，精明强干的外表下，作为女人的一种弱，她常常引发我一种跨越时空的同情，对于更广泛的女性命运的同情，我有一篇文章专门写到她和尤三姐的关系，叫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把红楼人物当成真人，固然消解掉戏剧人物的一惊一乍、左右忠奸制造的情绪消费，却赋予人物更幽深曲折摇曳多姿的人性。
基于这样一个基础，我猜红楼的后半部也不会彻底翻牌，不会让我们恍然大悟地发现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曹公要讲的，是生命的大孤独、大无奈。真正的悲剧不是剧中小丑其间拨乱，而是阴差阳错造化弄人，宝黛之恋若只因家庭阻挠，外部压力太大而告终，那是“怒”，而不是“哀”，倒是薛姨妈所说的这种：“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的，以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栓的，再不能到一处”，才是致命的悲哀，怒在肺腑，轻易便可消散，哀在骨子里，在灵魂中，一生如影随形。
奇怪的是，我看到有的学者竟不注意薛姨妈的这段话，反而更留心查抄大观园时薛姨妈亦入住大观园，于是怀疑查抄事件和薛姨妈有关，这就是没拿薛姨妈当真人，而是当小丑，窃以为是一种屋下架屋的读法，视最为丰富深邃的生活经验为无物，倒从戏剧故事里获得灵感。
俞平伯说，红楼是一面公平的镜子，一丝不错地映照着现实生活，张爱玲所言的写作理想“平淡而渐近自然”就该是如此吧？曹公自己也曾说：“其间悲欢离合，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致失其真。”“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实录其事”。都是说。红楼是贴着生活的底子，一笔一笔描来的，想要对它做较近真实的理解，必须动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要以身边的芸芸众生为参照，而不是那些耸人听闻的大特写，否则，就是低估了曹公。
把红楼梦当成生活之后，阅读会变成一次漫长的旅游，一路所见风景，也许不够奇崛，却有着安缓的韵味，而且和你的生命一道朝前深入。衣带日已缓，岁月忽已晚，时光如水从生命的两岸掠过，只有这本书，不，那样一个华丽而悲凉的世界，驻扎在我的灵魂里，变成我生活的另一部分。
我看红楼，是把那些人看成身边的亲友与邻居，有时也当成我自己，推心置腹、推己及人，打量、比较、揣测、估摸，获得细微的经验，妄图将这经验淬打成一把钥匙，小心翼翼地去开启那些纷繁多变的灵魂。这个过程进入得越深入，我就越觉得，他们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这和我的阅读经验有关，幼年开始读红楼，一看就是许多年，起初因为寂寞，物质匮乏的八十年代初，没有很多读物可供选择，后来则因为迷恋，不是爱上了宝哥哥或者林妹妹，爱上的，是那样一种宏大的生活气氛，和由那生活带出的万千感慨。
读了那么多遍后，逐渐觉得人物从纸上凸现，仿佛那套叫做《红楼梦》的书，是一座迷宫似的房子，那些人住在里面，从未止息地演绎着自己的悲欢离合。当我随手翻开，便是与他们相见，虽然只能做个旁观者而不是参与其中，可是在日复一日的注视中，我对于他们，渐渐熟识起来。我自以为了解他们的性情，能够判断那些细微动作下的感情波澜，当他们突然悖离日常状态，我也能够迅速找到那谜底，做出合理解释，对于一个在你身边活了那么久的人，当然会有这样的了解与理解。
也许是这种自信过于坚定，长大成人之后，当我看到一些红学著作时，不由大吃一惊，抛开那些繁复的考证文章，单就文本做出的分析，与我一贯的理解就大相径庭。
比如蔡元培先生的革命说：宝玉爱吃胭脂，表现了满人对于汉文化的倾慕，胭脂者，红也，朱也，朱明王朝也，好吃人口上胭脂，则是言拾汉人唾余也；书中的女子，指的是汉人，男子，当然就是满人；宝玉是玉玺，贾宝玉，当然是伪朝之帝系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说法虽使人惊讶，但作为革命家的宣传手段倒也可以理解，它的体系与我的相去甚远，亦可敬而远之并不犯冲。让我困惑的，是那些和我一样把红楼当成小说来读，在理解上却相去甚远的。
我说过，我从未敢把红楼人物看成夹在书中扁扁的纸人，而是我日日所见，有血肉、能呼吸的活生生的人，他们如此平凡，又如此真切，就连赵姨娘、邢夫人们，在我眼中，固然贪婪与愚蠢，却也有弱势的委屈与惨淡，我甚至可以想像，假如我真能切近地走进她们的生活，在某一刻，无意中瞥见那受伤的眼神，以我软弱的心性，也许就忘记她们所有的过错，生出深深的同情来。
当然，红楼里，也没有完人，俞平伯《红楼梦辨》里说：“作者对于十二钗，一半是他的恋人，但他却是爱而知其恶的。所以如秦氏的淫乱，凤姐的权诈，探春的凉薄，迎春的柔懦，妙玉的的矫情，皆不讳言之。即钗黛是他的真意中人了；但钗则写其城府深严，黛则写其口尖量小，其实都不算全才。”爱而知其恶，乃是大慈悲，把一个人误当成天仙来爱很容易，见到他（她）的原生态，比所有的人更了解他（她）的缺点，及至被这缺点所苦，所折磨，仍然投入那样的热忱与诚挚，才能叫真爱。
所以我不大能理解或扬黛抑钗或扬钗抑黛的二元对立，也不看好别出心裁推湘云为真正的主人公的新发现，以及更进一步的，把所有的人物都描出红白脸来，分出左右忠奸，上演一场是非分明的大戏。比如酒酒质疑，林妹妹的钱哪里去了？她老爸是巡盐御史，为什么一分家产没给她留下？一定是林妹妹的钱是被贾母和贾琏合伙私吞了，林妹妹回苏州奔丧，是贾琏一路护送，贾琏后来又说，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这个“再“字，必然是从上次私吞林妹妹的财产说起。想来该是贾母私吞外孙女的财产之后，原想撮合宝黛姻缘作补偿，时间一长，看到薛宝钗更好，想赖婚，遂造成哀感顽艳的宝黛悲剧。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撇开法律界已不看好的“有罪推断法”不算，我还觉得，这更像通俗读物上的故事，最多只能上《三言二拍》，情节曲折，悬念迭起，结局令人大吃一惊，还有点惩恶扬善教化世人的意义，可是，若红楼梦的格局局限在这个层面上，怎么还能打动古往今来的无数读者？引得那么多聪明的头脑探幽钩沉、争讼不已？
窃以为，红楼之好，正在于没有明晰的是非，这一点，比较像真实的生活，活在我们身边的那些人，你能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人性如此复杂而混沌，会因时间、地点、心情、气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做出调整，活到老，调整到老，除了那些大奸大恶，大多是直到盖棺也无法得到定论，只有一个笼统的印象。
最难表述就是这笼统印象，画鬼容易画人难，把人分成红白脸，只要把颜料朝上抹就成，这模糊的中间状态，需要屏息静气，细细描画，功力不逮或积攒不够，必然捉襟见肘。
红楼梦里具有灵魂性的情节，比如黛玉葬花、湘云醉卧、龄官画蔷，都没有激烈的冲突，也不靠故事性来勾引或挑逗读者的好奇心，它从容叙述的，都是细水长流的时日里的平凡细节，但就是这些轻易便会忽略的细节，让作者晕染出了最近真实的人物，真实所以可信，可信所以能将读者催眠，我们不自觉地给予作者完全的信任，任由他牵着我们的手，从最寻常的路径走入生与死的思索，存在与虚无的思索，激起五脏六腑的大恸。
就是那些情节性较强的，像和凤姐有关的章节，比较有悬念、有起伏，很能吸引人，可我以为它的落脚点也不是情节，让我们长久动容的，还是那样一个生命力四射的人物，她的口才心机，与我们已经预知了的悲剧性的命运。因为是同性的缘故，我还留意到一点，是她在职场与情场的成败得失，精明强干的外表下，作为女人的一种弱，她常常引发我一种跨越时空的同情，对于更广泛的女性命运的同情，我有一篇文章专门写到她和尤三姐的关系，叫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把红楼人物当成真人，固然消解掉戏剧人物的一惊一乍、左右忠奸制造的情绪消费，却赋予人物更幽深曲折摇曳多姿的人性。
基于这样一个基础，我猜红楼的后半部也不会彻底翻牌，不会让我们恍然大悟地发现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曹公要讲的，是生命的大孤独、大无奈。真正的悲剧不是剧中小丑其间拨乱，而是阴差阳错造化弄人，宝黛之恋若只因家庭阻挠，外部压力太大而告终，那是“怒”，而不是“哀”，倒是薛姨妈所说的这种：“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的，以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栓的，再不能到一处”，才是致命的悲哀，怒在肺腑，轻易便可消散，哀在骨子里，在灵魂中，一生如影随形。
奇怪的是，我看到有的学者竟不注意薛姨妈的这段话，反而更留心查抄大观园时薛姨妈亦入住大观园，于是怀疑查抄事件和薛姨妈有关，这就是没拿薛姨妈当真人，而是当小丑，窃以为是一种屋下架屋的读法，视最为丰富深邃的生活经验为无物，倒从戏剧故事里获得灵感。
俞平伯说，红楼是一面公平的镜子，一丝不错地映照着现实生活，张爱玲所言的写作理想“平淡而渐近自然”就该是如此吧？曹公自己也曾说：“其间悲欢离合，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致失其真。”“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实录其事”。都是说。红楼是贴着生活的底子，一笔一笔描来的，想要对它做较近真实的理解，必须动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要以身边的芸芸众生为参照，而不是那些耸人听闻的大特写，否则，就是低估了曹公。
把红楼梦当成生活之后，阅读会变成一次漫长的旅游，一路所见风景，也许不够奇崛，却有着安缓的韵味，而且和你的生命一道朝前深入。衣带日已缓，岁月忽已晚，时光如水从生命的两岸掠过，只有这本书，不，那样一个华丽而悲凉的世界，驻扎在我的灵魂里，变成我生活的另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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