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经济VS农业社会的头脑

昨天，拿到了资中筠老师的新书，《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的演变》。多年前那本绿皮儿的《财富的归宿》，堪称中国公益的扫盲教材，阿拉善SEE成立的时候曾经人手一本。如今，资老师增补了三章关于新公益的内容，重新出版。

发布会在朝阳公园的金融博物馆，也算是个蓬荜生辉的讲座，张维迎、任志强、刘苏里、雷颐都来了。

这几乎是我第一次近距离领略资老师的风采。身为女性，而能被称呼为先生者寥寥，资老师是其一。

这当然是因为她的修养和学识，可她也是个精致的人。她穿一件紫色裙子，搭配米色披肩，脚上一双米黑色相间的皮鞋，再加上雪白的头发，她的年纪也有她的美态。

她不是刺猬，也不是狐狸。她有种古老的魅力，把个性与忠诚、优雅和真挚融为一体。这不简单。一般来说，个性者容易散漫，忠诚者容易平庸；优雅容易被误读为装，而真挚容易失之粗鲁。

这类似贵族淑女，能享受最好的，也能承受最差的。

她自己的出身和命运也是如此。1949年以前，她的父亲资耀华曾经是天津最负盛名的银行家之一。1949年以后，她和她的家族屡受命运的戏弄而不曾折堕。在近代中国，代际的公平常常被打破。也许经历起落，资老师才格外关注传承这件事。

关于公益和财富的归宿，这是资老师晚年最重要的研究。从1992年开始，她在这同一件事情上投注了23年的心力。想当年，小平刚刚南巡，财富积累伊始，如何奢谈财富的归宿。

她走在时代的前面，当然是位启蒙者。

很难说资老师是位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她关于中美社会的研究当然具有相当的批判性，但她并未因此停留原地，仍在探索更加理想的事物。

书中增补的新公益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后工业社会中，由数字化经济推动的公益创新。比如说，通过互联网平台来操作小额公益贷款；斯坦福大学甚至开发了关于公益慈善的大数据库，通过检索，更加容易地就能发现哪里有需要帮助的人，而他们又需要怎样的帮助，以及，能够帮助他们的机构和人在哪里。

不过，既然提到互联网和新经济，有件事情倒是令人好奇。如果说慈善的本质就是与人分享，那么共享经济的诞生会对慈善发生怎样的影响？互联网和共享经济的出现，降低了诸多社会经济活动的成本。也许在未来，原本需要慈善事业花费资金去从事的事业，可以由共享经济的技术、产品和模式来完成，从而节约社会成本，把慈善资金用到更加紧迫的地方去。（有嘉宾推荐了《零成本社会》这本书，对共享经济感兴趣的同学，回头自己找来读吧）

2007年的时候，我曾经在当时供职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做过一期NGO专刊。当时，这是一本为中国新兴商业阶层代言的杂志，财富的传承自然也是它的读者关心的话题。不过，在当时的采访中，我知道它有多么难。

李连杰刚开始做壹基金的时候，原本的关注方向是儿童心理干预。他的小女儿在巴厘岛海啸中生还，从此对水产生恐惧，留下心理阴影。这是他的初心，但难以坚持。因为儿童心理干预的工作成效难以被量化。

换句话说，李亚鹏的嫣然基金一年治好多少例唇腭裂儿童，这是可以写在报告里的数字，但一年有几个儿童的心理创伤得到痊愈，却很难估算。

壹基金是一家公募基金，每年要向捐助者们提供强有力的工作报告，以示公信力。最后，这家基金的方向不得不改为主要是救灾救难。

另外一位先生，他是富有的企业家。由于早早完成财富积累，他和他的商人朋友们成立了一家慈善基金会，专门免费为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做手术。不过，他发现，项目在贫困地区的推进叫人困惑。捐出的钱层层过手，不知流向何处，目标受益人往往得不到，还有虚报或者重复申请。他没办法，只好规定申请者押手印。最后，连手印也很可能是假的。

还有一位先生，他几乎捐献了自己多年从商的全副身家。但是，他因此所能够得到的减税额度，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在中国，只有少数基金会的捐赠可以申请减税，而且只有钱款可以减税，物资和股权信托都不行。

任志强已经不再是一位地产商了，他拒绝谈论房市，但对于阿拉善和公益则津津乐道。他说，他和朋友们曾经在相关会议上讨论新《慈善法》的修订，建议把更加优惠的减税政策修进新法。最后，民政部说，税务是财政部门的事情，不归我们管。

最叫人哭笑不得的恐怕是“逼捐”。2008年，王石在汶川地震当中经历过一轮舆论暴力。2015年，这事儿轮到马云了。首富们在滨海新区爆炸之后拿出多少真金白银，这似乎成了一条道德的金线。

张维迎教授是中国最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鼓吹者。他的市场观或许和资老师有差异，但他们反复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做慈善不能强迫，好比爱情。否则，就是不道德的。”

资老师甚至说：“中国当下，是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在面对农业社会的头脑。”

王石遭遇风波之后的一年，我曾经见过他。提起一年前的事情，他的感慨是：我终于相信存在主义了，以前还以为萨特加缪写的是书上的事情，原来所谓的荒诞，它如此真实。

这恰恰是我最佩服资老师，甚至愿意在还没有细读她的著作时就愿意奉她为偶像的原因。且不谈她对于公益的创见——在一个荒诞的环境中，她身为一个知识分子，能够放下自己的智力优越感，常年、反复、不停地重申一些几乎属于常识范畴的事情，这需要耐心、勇气和智慧。了不起。

前一阵，我的朋友告诉我一件事。他是个挪威人，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做慈善。他每年从奥斯陆的一位老富翁那里融到钱，在西宁和大理盖孤儿院，教贫困的孩子念书、识字、玩游戏，给他们一些家庭的温暖。不过，从去年开始，他在欧洲的资金来源越来越艰难——原因非常耐人寻味：

“他们都觉得，中国不是说大国崛起么，那么你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就不该再需要我们的钱。这些钱理应去到更加需要它、更加贫困的国家。”

这其中有种错位。中国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不过，要如何考量这个大国的财富分配的公平，以及贫富差距呢？我不是专业的经济学者，但我也会使用搜索引擎。键入“中国”、“贫富差距”这两个关键词，很容易就能够找到这么一组数字，它们对比了中国和美国的贫富差距状况：

2014年，美国联邦贫困线标准是，四口之家年均收入2万3850美元（年人均约6000美元）。相比之下，中国的贫困线则是年人均人民币2300元（约360美元），仅为美国的6%。

伟人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伟人还说：“部分先富，带动共同富裕。”

嗯，鼓掌。说得真好。

其实，整场发布会，包括资老师自己的书里，讲学理和案例居多，甚少有感情上的流露。不过，她话讲到一半，引用了巴菲特的一句话。她说，这句话让她非常感动，大意是说——

“一个模范教师工作出色，他得到的报酬是一封感谢信。一个士兵救了战友的性命，他得到的报酬是一枚勋章。一个投资者看出了一些证券定价的毛病，灵机一动，他得到的报酬是上亿的财富（就是指他自己）。这不公平。”

于是，巴菲特把90%的财富都捐了出来。

什么是公平？到了提问环节，其实我特别想问的是：有没有哪位企业家，他能够有这个见识和胆量，捐助和扶持中国的调查记者们？

我自己是商业和人物记者。这些年，我虽为自己的职业所累，过得动荡，但不虞匮乏。至于调查记者，他们就不一样了。若说媒体仍是社会公器，他们的工作是最辛苦，最值得尊敬，也最有公众价值的。但是就我所知，一个主笔级别的调查记者，月薪不过万元左右。抛开收入不谈，你知道，他们很有可能哪天就不见了，出现在央视的银屏上。

我的先生就是一位调查记者。天津爆炸发生一个小时之后，他就从床上爬起来，开几个小时的车去了现场。我是他的妻子，为他的健康和安全担忧，但他老给我讲笑话。

其中我最记得的一个笑话是，他采访当中认识了一位消防员的妈妈，她悲痛欲绝，举着19岁儿子的照片，四处寻找自己生死未卜的儿子。他帮不了她。就在前几天，他收到她的微信，说，我的儿子已经死了，但是弟弟你能帮我打听一下吗，这次赔偿据说是一人180万-230万——到底是多少钱？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到钱。也就是说，财富。

这几天，关于中国的慈善公益，最火爆的话题人物并非资中筠，而是郭美美。这位著名的年轻女性，她的审判也和钱，以及钱的流动有关系。

这会儿，我写完这篇文章，打算回家吃饭。我的先生正在家里写另外一篇文章，一篇关于郭美美的文章。他被要求说，这篇文章要抢热点，争取成为爆款，圈住尽可能多的粉丝和流量。

我想，他这篇文章一定比我这篇写资中筠的要受欢迎。毕竟这个时代，谁都喜欢年轻的、新鲜的，谁会喜欢年老的、严肃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代更比一代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