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抗击东北大瘟疫
1910年10月至1911年3月，清王朝最后一个冬季，异常寒冷。就在这个冬天，6万条生命被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吞噬了。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疫，大厦将倾的清政府，既无主张，也无能力应对。清廷的无能，却给了中国最早一批接触现代科学的知识分子一片天空。他们用自己的果敢和才干支撑危局，挽救了亿万同胞的生命，也使世界为之一震。
近百年后，当我们重新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时，以伍连德博士为首的医务人员，面对大疫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仍令人动容……
两名从俄境逃回的矿工，暴毙边陲小店；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正随着南来的火车席卷整个东北。
当时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边陲小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官府注册后，尸体被草草收敛。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6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正滥觞于此。这一天是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西历1910年10月25日。例来被公认为东北大鼠疫的发端。
后来经考证，其实早在1910年春夏之交，俄国西伯利亚就已经发生了疫情，但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再加上俄国方面控制严密，疫情没有扩大。出于对自身的保护，俄国把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劳工们带着病毒，沿铁道一路向南。
1910年10月29日察汉敖拉煤窑染疫，11月5日扎赉诺尔染疫，11月8日疫情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
就在十几年前，哈尔滨还只是一个小渔村。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大批关内劳工涌入。此时，哈尔滨北部傅家甸已形成一个拥有24000人口的居住区。傅家甸民房低矮，街道肮脏，是个不折不扣的贫民窟。疫情就在这里爆发了。
1910年11月14日，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在角落里登着一条短讯：“十三日满洲里站共有病者二十一人。是日又病华人二十一名，死二十四人，尚余十八人，扎来诺矿病二人，似病瘟者一人，哈尔滨有似病瘟者十四人，自瘟疫发现之日起至今，满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华人死一百六十六名，俄人四名……”
哈尔滨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会同俄国官员视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为养病院，并责成当地巡警局，一旦发现染疫者一律送入养病院，以防传染。
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近乎于零。1905年北京才开始在巡警总厅下设立专事清扫垃圾的卫生处。首都尚且如此，哈尔滨这个边陲的新兴城市情况就更加不堪了，甚至连一名华人西医都没有。尽管在大疫之初，官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设备落后、缺乏科学知识，使得这些努力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的那样，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北京岌岌可危。死亡人数节节攀升，日俄以防疫之名觊觎东北主权，谁能支撑危局。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
就在几个月前，施肇基刚刚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任上卸职。对于东北的局势，他可谓了如指掌。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给日本，日本的势力大量涌入东北。为了能与俄国结盟达到抑制日本的目的，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中国领土上建筑和经理中东铁路；而俄方则承诺与中国“共同防日”。
但清政府“以夷治夷”的打算落空了，很快就形成了俄日联合侵占东北的局面。早年曾赴美留学的施肇基深谙国际外交，他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
疫情势不可挡，列强狼子野心。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犹如将倾的大厦。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
这时，他想起5年前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到各国考察途中，在南洋槟榔屿遇到的一个人。此人名叫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自幼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虽然英文比中文还要熟练，但却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此时，伍连德已从南洋归国两年了，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副校长)。请他来做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伍连德会答应吗？
了解西方历史的施肇基知道，正在东北流行的可能就是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黑死病”实际上就是鼠疫。历史上，曾有过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致使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并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那场鼠疫造成2500万人丧生，鼠疫结束后欧洲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作为第一个从剑桥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鼠疫的凶险伍连德比施肇基更清楚。对于这种恶疾，没有任何特效药，而且病死率奇高，可以说染之必死。但他更明白如果没有科学的防疫措施，任由疫情发展，中国将变成第二个中世纪的欧洲。况且，日俄两国虎视眈眈，随时欲以防疫为名夺取东北主权。控制疫情不但关乎亿万生灵，而且关系国家危亡。面对施肇基的邀请，伍连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多年后，伍连德在《自传》中这样描述第一次深入疫区的所见所闻：“沿途所见，都是一袋一袋刚从田间收获的大豆。这些大豆，既肥且壮，为任何国家所不及。所遇到的人民均在勤奋地工作，然间有谈论吐血发烧之疾病，足见瘟疫之潜势，已印入人心了。”死亡的气息笼罩着每个人。此时，傅家甸有两名西医，一个姓姚，一个姓孙，是疫情爆发后东三省总督锡良请来主持防疫的。
伍连德来到疫区后即进行了解剖尸体的工作。经过化验，他在死者的血样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可以确定，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而且是能够人际传播的新型“肺鼠疫”，但这一发现遭到多方强烈质疑。主管俄国铁路医院的医生哈夫肯可谓家学渊源，他的叔父曾主持过印度孟买的鼠疫防治工作，并研制出一种能够预防鼠疫的疫苗。这位年轻的俄国医生深得乃叔真传。比日本医生强的是，哈夫肯承认在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但他也不认可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在他看来，控制疫情的唯一途径是灭鼠。
俄国人邀请伍连德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一同检查病人。为了不让俄国人小看，伍连德最终没有要求戴口罩。他在为病人们检查身体时，尽量把头抬得很高，避免接触到他们的呼吸。自从深入疫区以来，伍连德第一次感到死亡离他是如此之近。在《自传》中，他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在这病室里的十几分钟，实在感到慌张；俟工作完毕后，方透了一口气。哈医生见到这种情形，觉得好笑；他认为他们已注射他的叔父所制的防疫针，足够安全，不需要其他的预防工具了。”
此时，北京方面也收到了东北各地发来的疫情报告，鼠疫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蔓延着。北京、天津、上海……关内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病例。朝廷开始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一天后，伍连德就迎来了第一位志愿者，法国医生迈斯尼。但迈斯尼作为外国知名专家，却因为资历而极度轻视伍连德，以至于拒不配合伍连德的防疫措施，给了伍连德极大压力。
关键时刻，施肇基给了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没人知道，在那焦灼的一天一夜里，施肇基经历了怎样的重压？即便是在《施肇基早年回忆录》中，对于这段经历他也只是一笔带过：“东三省瘟疫盛行，每日死亡率约在百人，而且瘟疫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皆畏与华人往来，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团区内，亦限制华人入内，时奥国驻华公使任外交团主席日日促余急谋治疫之策。”可以想象，如果伍连德的防疫失败，施肇基又将面临怎样的责难和株连。
就在此时，一个噩耗传来。几天前被免去职务的法国医生迈斯尼，竟因为自信自己的判断，探视病人时没有任何防护，最终染病死在了俄国铁路医院里。一位治疗鼠疫的专家竟然死于鼠疫！这个消息，在哈尔滨各界中引起很大震动。在此之前，俄国人认为只要保持卫生、消灭老鼠就能保证疫情不在俄人居住区泛滥，但迈斯尼的死打破了他们的乐观。就连一向自负的哈夫肯医生也不得不戴上了口罩。
哈尔滨上下一片惶恐。此前，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都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惟一指望。最终在伍连德的不懈努力，和清廷的大力协助下终于战胜了这罕见的大瘟疫，在危难中挽救了中国。
肆虐哈尔滨半年之久的大鼠疫，完全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被遏制住了。在大瘟疫前，清政府态度之开明，行动之果断，让世界各国刮目相看。而伍连德为首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在防疫中采取的措施之科学，又让世界医学界惊叹。鸦片战争以来从未露过脸的清政府，这回可算在西方列强面前扬眉吐气了一回。
为了扬我国威，清政府下拨十万两银子专款，拟在奉天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届时，清政府将邀请世界各地的名医，汇聚一堂，研讨鼠疫的防治工作。万国鼠疫研究会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专家们不但对东北鼠疫的成因、发展和防治方法做了研讨；而且还肯定了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伍连德也因在东北大鼠疫防治中的杰出贡献，被授予“鼠疫斗士”的称号。
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瘟疫，被一支小小的防疫队在四个月之内扑灭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个奇迹。缔造这个奇迹的除了科学的防疫措施，还有一串长长的医务人员殉职名单。虽然观点不同，但却为中国的防疫工作献出生命的法国医生迈斯尼；刚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便深入东北疫区的英国年轻医生杰克森；为支援防疫而临时上阵的中医大夫徐世明……还有那些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数以百计的士兵、警察、救护队员、检察员、杂役乃至厨师们。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人又顶上来，前赴后继，连绵不绝。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英勇的防疫队伍，一场罕见的大瘟疫才得以扑灭;也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英雄儿女，中华民族才能历百折而不倒，日久弥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