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起起伏伏，仕途坎坷，但他心胸宽广，面对逆境泰然处之，创作了大量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他不断遭贬谪，身心得到磨炼息息相关。故研究贬谪及其创作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苏轼。
一、贬谪经历
嘉祐元年苏轼到汴京赴进士考，次年参加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取为进士。25岁授河南福昌县主簿，不赴。26岁参加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以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30岁召回京，历任殿中丞、直史馆和差判官诰等职。熙宁变法开始，因与王安石等政见不合，请求外任。36岁起任杭州通判，接着先后为密州、徐州、湖州知州，直到44岁。
苏轼外任以来，诗文中时有对新法流弊的针砭。这在苏轼的原意是“缘诗人之意，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但一些投机新法的人，却摭拾苏轼诗中的片言只语，弹劾他“衔怨怀怒，恣行丑诋”“指斥乘舆”。因此，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入狱，这就是所谓“乌台诗案”。“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押公事。从此他在黄州度过了五年的谪居生活。
元丰七年三月，苏轼改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仍不得签押公事。他因有田在常州，向朝廷请求常州居住。次年，神宗去世，十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旧党人物纷纷上台，苏轼被迁为登州太守。到任仅五天，又诏回朝中，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一连三次提升，这是苏轼由贬谪到起用的一个重大转折。但这时苏轼又不满意司马光尽废新法，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于是与司马光产生分歧，又受到旧党的排斥。为摆脱党争，苏轼再次请求外任，54岁出知杭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但就在这一年高太后病死，哲宗亲政，原来投机变法的章惇、吕惠卿、蔡京等人又补起用。苏轼第三次请求外任，出知定州。
苏轼出知定州的第二年，章惇为相，改元“绍圣”，意谓继承神宗的施政方针。但章惇、蔡京之流抛弃了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把打击“元祐党人”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苏轼又被视为旧党而受到弹劾。先是被取消瑞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称号，后又被取消定州知州职务，改授英州。但未到任又贬为宁远军节度使，惠州安置，不得签押公事。苏轼在惠州居住两年，绍圣四年又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哲宗绍圣四年七月，苏轼“垂老投荒”到儋州，在这个“海角天涯”又过了三年“食饮不具，药石无有”的艰苦谪居生活。直到徽宗即位，建中靖国元年五月才被赦归，次年七月病死在北上的常州路上。
二、丰富的文学创作成就
纵观苏轼的创作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个人的创作要受其身处的外部环境和个人思想的很大影响，而关键在于超越自我，超越人云亦云的窠臼。苏轼就几乎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东坡体形成的雏形期和形成期，苏轼以柳词的行役题材为切入点，渐次深入到其他词体，同时又以自己习惯的典故、学问的方式填词，先是颇多应景戏谑之作，然后转变为具有严肃创作意识的自觉写作，抒发内心情怀。这为东坡体在黄州达到顶峰作了铺垫。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至黄州，政治失意反而成就了他诗歌创作的顶峰。黄州期间的文学精品当属此四篇，分别为《赤壁怀古》、调寄《浪淘沙》；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一篇《承天寺夜游》。其中《赤壁怀古》一词气势磅礴，苍凉悲壮，被誉为“千古绝唱”。词中表达了诗人对往昔英雄豪迈的钦慕和自己功业未成的感慨，真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至于《前赤壁赋》则显现了诗人旷达的心境，尤以充满哲理的一段最为让人感悟良深。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诗人被罢黜，心中自是苦闷，但这种苦闷却在自然天地间得以解脱。此赋代表了宋代散文赋的最高成就。小品文《承天寺夜游》描绘了一个澄静月光笼罩下的世界，作者因受打击而备感压抑的心灵也在此得到了慰藉和净化。全文清秀自然，实为佳作。 苏东坡少年好远游，生性豪放不羁，踏入仕途后，胸怀经世济时之志。与其性格相应，他前期的诗作往往清新雄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度。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书》）或出人意料，或连用奇妙的比喻，气象逼真，如《游金山书》。而在《密州出猎》中表现出来的“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慷慨激昂情怀和豪迈风格更是以前词家所未有的，被推崇为第一首豪放词的代表作。 在苏东坡创作的后期，他仕途坎坷，遭到流放贬谪，但是这些人生遭际不仅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增加了他的人生体验，诙谐幽默的笔调在其后期作品中更是常见。当然在前期的创作中，苏轼也有戏谑之作，如《南乡子·席上劝李公择酒》：“旧日髯孙何处去，重来。短李风流更上才。”以《三国志》孙权的“髯须”典故和《新唐书》中李绅的“短李”典故（李绅“形短能诗”）来分别比喻孙觉和李常，兴会神来，机智幽默，然而意境不深。而在此时的《洗儿戏作》中，“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既是一种戏谑，又是对自己现在处境的自嘲。
总的来说，苏轼对后世影响最大也最为后人所喜爱的，还是寄情于山水田园和抒发个人情怀的诗歌。
三、创作成就与贬谪之间的关系
苏轼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这些创作成就与他在政治上遭贬谪有着密切关系。
（一）贬谪影响了苏轼的性情爱好
苏轼的性格开朗乐观，豁达大度， 他敢爱敢恨，忠诚直言，歌颂正义，痛快淋漓，批评弊端，无所畏惧。在经历人生一连串挫折后，毫不妥协，一直保持着对生活乐观执著的态度。这些，在他的作品中或直白或含蓄地表现出来。这种性格的形成来自与贬谪期间生活的艰难困苦。
苏轼的一生儒家思想起着主导作用。他羡慕屈原、诸葛亮等经世济时的人物：“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他按照儒家的仁政爱民的清官标准，认真为人民做好事，歌颂正直的官僚。同时，又针砭时弊，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他作为一个大义凛然、敢说敢为的儒者，面对各种打击，始终表现出一种倔强、不屈的个性。正因为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屡遭打击后不颓废、不归隐。 他的许多诗歌都充分表现出在贬谪期间生活贫病交迫的处境，苏轼性格的开朗豁达也正是在这种逆境中形成的。纵观苏诗，淳朴、清新，流露出一种愉悦，没有伤感和哀怨，而是从劳作中学到了一些知识，获得全新的感受，在诗中真情自现，感悟生命，热爱生命。
在贬谪期间，他自觉守护高贵纯洁的人格，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因为苏轼与陶渊明一样同处逆境，生活窘迫，他向往陶渊明的人生和诗歌境界，并在和陶诗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使自己在逆境中能更好地守护高贵、纯洁的人格，这就能很好地理解他为什么那么追求陶渊明的人生和诗歌境界了。
总之，艰难的贬谪生活造就了苏轼豁达开朗的性情，不再纠结于世俗名利和传统的价值观念。
（二）贬谪丰富了苏轼作品的表现内容、表达方法
首先，贬谪给了苏轼游历山河、名胜古迹及其了解、融入各地风俗民情的机会，使他在感慨身世沉浮、山河秀美的同时，留下了许多题材丰富、体裁多样的诗篇。
元丰三年苏轼前往谪居地黄州，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他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到达黄州。来到这荒野蛮夷之地，短暂的孤寂与痛苦，调动了他敏感的神经，迸发出跳跃性的思维，使他迅速融入当地的生活之中，并非常诗意地生活下来，而且生活得很超脱，旋风般地忙碌着，寻觅到了远离政治漩涡的人生乐趣与超脱的自由,哀伤的时候超然豁达，快乐的时候浪漫潇洒，凭着自己来黄州后的第一感觉，写下了《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廊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人的最大痛苦来自自己的心灵创伤，想要获得真正的解脱，必须首先解决自身的心理问题。苏轼刚刚承受了人生中最大的打击，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他以自嘲的口气写了到黄州后的这首诗，想在矛盾思绪中寻求解脱，在矛盾的生活中寻求生存，也是这种自我解嘲的独特方式，使他想到有时间和机会欣赏长江的“鱼美”和山中的“笋香”。这首诗反映出苏轼从现实的痛苦中回到现实的生活中，并能重新面对今后的生活。他很善于与贬所之地官民交往，从他的诗中可看出他与他们关系很好，如《东坡八首》《和何长官六言次韵五首》等。苏轼在贬谪期间还创作了不少思乡怀人之作，如《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等。
其次，在创作艺术手法上，他贬谪期间的诗歌很多是托物言志，将自己的内心感受用诗歌表现出来，能够做到言尽其意。他去贬所途经之作常常是感物而发，他还常常通过海棠、梅花、荔枝、月亮等来托物寓意。
［作者简介］
聂伟（1968—），女，江西宜春人，江西省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
苏轼经历的官场
铁打的官场，流水的官。这个事实，任是谁都改变不了。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有些官员深知这一点，为官一任期间连是非判断能力都不要了，为保官帽、能够提升，信奉的是“只要跟对人就不怕站错了队”，堕落成卑鄙小人不算，甚至还借口“上面有人”，连苏轼这样高不可攀的人都敢下黑手。
苏轼22岁就高中进士。其实一个进士对东坡居士来讲根本不算什么，纵观中国历史，出过多少状元，又有几个状元被后人记住了？而苏轼，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东坡肉还成了不少普通民众喜欢的一道菜。
苏轼是文学巨人，也是英明的政治家。在中国，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始终有颗忧国忧民的心。作为一个社会良心的代表，让这样的人来管理国家是让人放心的，但是，苏轼一生在政治上却非常不得志，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苏东坡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有心肝的文人，是一个有自我判断力的智者。
苏轼在政治上的几起几落都是围绕着新旧党的浮沉来展开的。这么一个天下难得的奇才，可就因为人讲究良心，不会昧着良心说话、做事，有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良心，在新、旧党执政的各个时期都没落了个好。
一开始对王安石的所谓变法，苏轼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神宗熙宁二年（1069），同样大腕级人物王安石任神宗相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变，苏轼就开始走霉运了。更让我们想不到的是，这霉运一走就走了三十二年，至徽宗元符三年死为止。
对于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的这场变法，苏轼从来就不是守旧派，但看到新法行急伤民，社会矛盾更加突出，苏轼认为王安石的此番变法是弊大于利，就多次上疏陈述新法的弊言。苏轼的态度是如此的鲜明和积极，而此时王安石又得到了宋神宗的重用。苏轼的政见与此时国家的政策完全相左，不要说重用，不处理就算好的了。苏轼也识时务，只能要求外放了，到密州（山东诸城）、徐州等地方任官。
自古“文人相轻”，那要看说谁了。说起政见上的积怨，苏轼与王安石的积怨那不可谓不深了。苏轼、王安石虽然是难以共天的政敌，可都是天下少有的正人君子，政治见解上的差异再大，都不影响彼此对对方才华的欣赏。当然，人一跟人比，差距就出来了。伟人是肝胆相照，小人却是防不胜防。王安石对苏轼是惺惺相惜，小人却坐不住了。即使已经被外放了，政敌谏官李定等还摘出苏轼一些讥讽新法的诗句，制造出所谓的“乌台诗案”对苏轼进行弹劾，实际上是想对一代伟人斩尽杀绝。
出狱后的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八年（1085），神宗驾崩，高太后垂帘听政，政坛风向全变了。风水轮流坐，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又“西风压倒东风”重新执了政。苏轼被招回汴京，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职。按小人行为方式，苏东坡这回对旧党应该是感恩戴德，张口闭口都是歌功颂德的，可历史巨人是不会昧着自己的良心讲话的。苏东坡多年外放，当然也看到了新法的一些不足之处，但谁也无法否认新法给社会带来的活力。到了众官员都在置事实以不顾要废弃新法的时候，苏东坡又义无反顾出面去力挺新法。见过不会见风使舵的官员，可没有见过这么不会见风使舵的官员，因此，苏东坡必然又再一次外放，到杭州、扬州等地做地方官去了。
绍圣元年（1094），宋哲宗亲政，“东风压倒西风”，新党又粉墨登场了，此时已经是58岁高龄的苏东坡不仅没有得到新党的重用，反而又一次遭贬，先贬黄州，后贬琼州。直到元符三年（1101），宋徽宗即位，苏轼才被大赦北还，转年在常州的归途中染病从此离开了人世。
付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