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位者在忌惮什么?(文/王路) - 小众知识

篡位者在忌惮什么?(文/王路)

2013年01月27日 14:18:05 苏内容
  标签: 曹操/篡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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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说过一句话,“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大概许多人以为,这句话表示曹操有篡位的野心。事实恰恰相反,这句话表示曹操对篡位心存畏惧。不是野心,而是露怯。

曹操露怯,不是因为胆小。而是因为,在他的时代,篡位的风险成本要比司马炎时代高太多。其实,这中间不过几十年。从孔融被杀算起,到嵇康被杀结束,只有短短55年(208到263)。而这55年,是中国史上篡位成本暴跌得最快的时期。

208年之前的中国,和263年之后的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中国。这种截然不同,主要不是体现在生产力上,也不是体现在制度上,而是体现在大众心理上。可惜没有量化的数据,比如群众对某些事件看法的投票,不然可以用计量方法分析分析。

现在,只有从文本分析。我们就从一句话开始吧。曹操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之前,还说了一句话:“施于有政,是亦为政”。

这句话孔子说过。有人问孔子怎么不从政,孔子说,只要把孝悌之心施行到一家之政上,兄弟友爱,就叫从政了,何必身居高位才算从政。曹操就说,只要把天下治理好就算从政,何必要当皇帝才算从政呢,所以我做周文王就够了。

不要以为曹操是矫情,是伪装。还有看起来远比曹操更矫情更伪装的人,比如王莽。但如果熟悉王莽的故事,就会发现,很多结论是要打个问号的。

王莽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汉兵追杀到大殿时,他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很不巧,类似的话孔子也说过。孔子原话是:“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想害孔子,孔子认为天命在己,桓魋不能把自己怎么样。王莽就学孔子说,老天不亡我,汉兵能把我怎么着?

王莽临死前两天没吃饭,手里却抱着符命和威斗。符命是上天预示帝王受命的符兆。威斗由铜合金铸成,长两尺五寸,形似北斗,作用是“厌胜”(厌读作压),就是用诅咒压服别人。

由这两件事可以看出,王莽脑子实在有点不好使。在这种情况下居然不溜之大吉,反而搞迷信。不仅搞迷信吧,他还相信孔子——你说你都篡位了,对上不忠,对下不慈(他杀了自己儿子),还有脸引用孔子?

其实,并不是王莽脑子不好使。王莽呆板,迂腐,是有的;但更重要的,是当时人人都这样,人人都迷信,都言必称孔子——从汉武帝到汉献帝时代,全中国的人都这样。你看张角,还把“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写在官府大门上。这是一种大众心理。这种大众心理,是王莽得以成功篡位的原因,也是曹操不敢篡位的原因。

这种心理的形成,要归因于汉武帝。中学课本上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错误的。儒家地位之所以在汉武帝之后提升,在于儒家是六经的代言人,是儒家因六经而贵,而不是倒过来。武帝本人并不尊崇儒术,董仲舒也从未得到重用。正确的说法,在泰山孔子庙的门前挂着,至今还在:“登泰山而小天下,黜百氏以宗六经。”这才是中肯的。

因为表章六经,汉武之后整个社会有一种风气:尊三代,法上古。王莽之所以起家,主要就是靠社会流行这种风气。上古三代的禅让制,王莽拿来利用上了。最早是泉陵侯刘庆上书,说皇帝太年轻,王莽应该像周公那样摄政。在尊三代、法上古的风气下,效法周公,是有理论依据的。

因此王莽就处处模仿周公。武王重病时,周公曾向先王祷告,说自己比武王更能侍奉鬼神,祈求以身代之,并不让成王知道。汉平帝重病,王莽也祷告,并嘱咐百官不要透露。结果武王病好了,汉平帝却死了。王莽的模仿,今天看来当然很拙劣,但在五行灾异说非常流行的西汉,是很有影响力的。

后来,有人说挖到一块白石,上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太后明知这是骗局,但太保王舜说,事已至此,天下人都相信这个。太后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让王莽代行皇帝职权,服天子冕,南面朝群臣,称“假皇帝”。安众侯刘崇起来反对,打了一仗,败了。期门郎张充等六人劫持王莽,拥立楚王,失败被处死。这时,有人弄出来两只铜箱子,上书“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意思是刘邦之灵上承天命,要传国玺给王莽。这时候,无论是王莽在庙堂上的权力,还是乡野之间的舆论风气,都已经完全成熟了,王莽才得以即位。

后来,王莽政权虽然垮台了,但宗六经的学术并没有骤然改变。这种遗风影响了整个东汉,直到曹操的时代。而曹操不敢篡位,一方面是鉴于王莽的先例,另一方面是舆论风气的反对。建安十七年,董昭劝曹操进封魏国公,荀彧反对。后来,曹操封魏王,崔琰、毛玠反对。

曹操不敢不顾众人反对而篡位,是因为东汉末年,知识分子的议论尚左右政治的力量。这种议论叫做清议,也叫清谈。顾炎武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於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在曹操的时代,知识分子还是很勇猛的,敢动不动就和当局对着干。曹操制酒禁,孔融作《酒德赋》一篇,说酒有各种好。曹操要杀杨彪,孔融身着便服入见说:“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曹丕抢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直接写信给曹操骂他。但几十年后,到了司马昭的时代,就几乎没人敢这么干了。

三世纪知识分子的角色变化,可以从一个词的内涵变化中反映出来:“清谈”。东汉末年,清谈就是清议,臧否人物,激浊扬清。到了魏晋时代,清谈变成了空谈玄理。(详见唐长孺《清谈与清议》)这种转变的原因,有两条线。明的一条线,是魏晋两朝对知识分子的压制与屠戮,使其不得不噤声以自保。前有曹操杀孔融,后有司马昭杀嵇康。

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暗处的一条线,即知识分子本身,开始对儒家学说生出反动的心理。每个学说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东汉末年,正是儒家学说的衰退期。这点无论在知识分子身上,还是在政治家身上,都有明显体现。典型的代表就是孔融和曹操。曹操发布《举贤勿拘品行令》,哪怕不仁不孝,也可以被推举。这在当时是很令天下震惊的。

孔融在社会上影响力很大。当年孔融被黄巾军围,让太史慈去请刘备,刘备大惊,说孔北海居然还知道天下有刘备吗。孔融是孔子后代,却是反对儒家学说的。儒家说父慈子孝,孔融说父亲之于子女,不过是情欲发泄,母亲之于子女,无非像东西寄存在瓶里。儒家认为父亲偷了牛,儿子应该把他藏起来。孔融却说,如果遭遇饥馑,父亲不肖,宁可去救别人。

但无论曹操也好,孔融也好,虽然对儒家的名教纲常已经生出反动心理,但又往往不自觉地以其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依据。例如曹操杀孔融时,说他“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而孔融劝曹操不要杀杨彪时,也用了孔子的“举直措枉”一词。

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纲常不坏,篡位者就心存忌惮。看看三个篡位者的篡位过程有多么反复磨叽,就可以明白这点。

曹操在世时,加九锡、封二十郡、爵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依然不敢称帝。

曹丕受禅,皇帝下禅让诏书三次,李伏等劝进一次,许芝等劝进一次,司马懿等劝进一次,桓楷等劝进一次,尚书令等劝进一次,刘廙等又劝进一次,曹丕都推辞了。清朝赵翼评价说,“此虽一切出于假伪,然犹见其顾名思义,不敢遽受,有揖让之遗风。”

司马懿拜丞相,加九锡,不敢称帝。司马师加黄钺,剑履上殿,还是不敢称帝。司马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辞了十余次,后来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但仍然不敢称帝。

对此,司马光有极好的总结:“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以曹操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名义”的力量,能左右一个朝代的指导思想。比如晋朝,只提“孝”不提“忠”,就是因为天下由篡位而来,“忠”字实在提不出口。晋明帝时,侍中王导侍坐,讲了司马昭手下刺杀魏皇帝曹髦的事,明帝听了,头垂到床上,说若真如此,晋祚安能长久?

不过,在孔融的时代,对儒家学说的反动心理,已经开始萌发了。渐渐由溪流而汇聚成大海,直到阮籍、嵇康的时代终于完成。

阮籍比孔融小57岁,嵇康比孔融小71岁。三十年为一世,嵇、阮和孔融之间,相隔了两代。阮籍出生时,孔融刚死两年,依然名满天下。天下受孔融、祢衡的影响如火方炽。到了阮籍、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东汉时尊经崇儒、激浊扬清那一套没有了。曹髦被杀是260年,司马炎称帝是265年,孔融死那年出生的人,如今也将近60岁了。经过两代人的时间,儒家的精神,基本上被涤荡干净了。此后就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大黑暗。

这之后的礼崩乐坏,从篡位者对逊位者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无论曹丕还是司马炎,对逊位的皇帝都封公封王。而经过魏晋一百多年的谈玄论道之后,刘裕篡位时直接把晋安帝杀了,后来齐、梁、陈、隋、北齐、后周篡位,无不果断地把前朝皇帝杀掉。

之前的篡位者不敢杀,之后的篡位者敢杀,并不是后来的篡位者秉性就喜欢屠戮,而是因为世风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潜在的。因为潜在,所以不易被察觉,因为世风的变化是个漫长的过程。要通过对至少一代人的影响,才可以发生作用。

而儒家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想要通过对世风的影响,来改变政治。儒家说“立于礼”,所立之礼,是要在人心上施加一重规范,建立一套秩序。“法”是从外在发生作用,而“礼”是从人心上发生作用。所以,法家的学说适用于衰世,因为卑近易行;而儒家的学说适用于盛世,因为规模恢宏。但世运的盛衰转变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往往世风还没转移,提倡它的人已经死了。正如曾子所说,“君子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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