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益唐去美国，随身只带了一个箱子，一个挎包。箱子里几件衣服，几本数学方面的专业书，还有一本《古文观止》，书又薄又轻，那么多古典文学，他独挑了这一本，耐看。他还带了一双筷子。临走前，父母的朋友送的，挺好的木头筷子。
1985年6月21日，张益唐从北京首都机场走的。三十年后，他还记得这个日子。他也记得很多同学的生日。每年他都会给几个同学发电邮，写去问候。后来他有了大名气，有人就说：张益唐对数字的这种敏感和记忆，真是天赋。
他出国留学，算是国家公派自费。1984年，美国普渡大学的莫宗坚教授造访北京大学，想邀请几名学生出国深造。丁石孙推荐了张益唐，他那时还是数学系的研究生，毕业后本可能留校任教。
丁石孙是著名的数学家，也是北大校长。张益唐那时的兴趣是数论。在现代数学中，数论是纯粹数学的分支之一，通俗讲，就是没什么实际用处。同年，丘成桐就曾推荐张益唐去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跟随解析数论专家Harold Stark。但是丁石孙认为，应该培养一批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实用性人才，他希望张益唐能出国学习更实用的代数几何。
张益唐答应了，他那年30岁。签证和单程机票，都是国家安排好的。这一去就好几十年。
普渡大学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拉法叶市，学校在西侧，和市区隔一条河。很漂亮，是平原的景色，也算僻静，距离最近的大城市芝加哥一百多英里，是做学术的好地方。学校当时最高的楼，就是数学系。
对于完全陌生的新生活，张益唐感到新奇，但他适应得很快。刚去的那年夏天，他和化学系一个印度留学生合住在校外。写信给家里，家里又奇怪又担心：为什么不住宿舍？印度学生吃素，很瘦，偶尔用手抓饭吃，张益唐则用他带去的筷子。他原来是不会做饭的，但美国很方便，很多东西从超市买回来就能吃。第二年，换成跟两个香港留学生合住。香港男孩做得一手好菜，张益唐学了不少。他听不懂广东话，只能以英语交流。但好在他对生活的要求并不高。
“因为要求不高，很多东西就自然地过去了。”张益唐说，“你不会觉得特别困难。”
他的心思在数学。张益唐的导师莫宗坚是台湾人，上世纪60年代就到了美国，在代数几何领域颇有建树。第一个学期，张益唐几乎每天都会和莫宗坚面谈，后来逐渐变成一周谈一次。当张益唐告诉导师，他准备把“雅可比猜想”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时，莫宗坚感到很惊讶。那个猜想是德国数学家Ott-Heinrich Keller于1939年提出来的著名难题。对于学生来说，那似乎太难了。
张益唐只花了两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的部分结果。但他却花了七年才拿到博士学位。中间那五年发生了什么，除了张益唐自己，也许只有莫宗坚知道。
二十年后，2013年，张益唐在《数学年刊》发表了《素数间的有界距离》，一举奠定其在数学史上的学术地位，获得大名。莫宗坚写了一篇文章回忆张益唐在普渡的生活，提到雅可比猜想时，他写道：“益唐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思考数学，几年后，他开始相信他找到了独立于我成果之外的证明。”此前，莫宗坚已在雅可比猜想领域做出了领先的成绩，他接着写道：“作为雅可比猜想宫殿的看门人，我履行了职责，对任何证明进行验证，并否定错误的证明。”
但张益唐并没看到这篇文章，他也不想看。对于普渡几年学业，以及导师，他不愿多提。我曾问过他两次，他总是一句带过：“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我不想谈。”
博士期间，张益唐喜欢独来独往。偶尔，他也会和一些中国留学生有交集——1989年后，他曾当选过中国同学会的主席。“他们非要让我去做，挂了个名，其实我什么也没做。后来我才知道，即使是个学生会我也不会弄，我干不了那种事情。”他认为很多数学家和他一样，如果搞行政，会搞得一塌糊涂。“我的心思不在那里。”
他也不喜欢出去旅游。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图书馆，或者散步，尤其喜欢走路的时候“想”问题。他的理想生活是“没什么人干扰，你一个人在那里就可以了”。
1988年，张益唐回了一次中国。途经上海，看见到处都是新建的楼群，尘土飞扬，整个国内就像个大工地。他打算毕业后就回国，也许回到北大任教。到了1991年夏天，普渡大学停止给他发钱，按学校规定，博士最长读到七年。那年年底，张益唐终于提交了博士论文。导师莫宗坚是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后来说“张益唐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他的答辩”，但他并没有给张益唐写找工作的推荐信。此后他们再无关联。
次年春天，张益唐在普渡大学接着住了小半年。数学方面的工作似乎很难找。那时苏联刚刚解体，一大批数学人才涌向美国。很多数学系毕业生只好考取另外的专业学位，比如金融和计算机，寻找新机会。
有朋友向张益唐提过类似建议。“我好像不大愿意，”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
之前认识的另一个朋友邀他过去“帮忙”，那朋友也是留学生，学化学的，比他大十岁，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开了一家Subway餐饮连锁店。张益唐能帮的，是一些会计上的事，管管账，或报报税。他仔细考虑了一下，到那里工作，好像仍有大量自由的时间用来想数学，便接受了那份工作。
1992年夏天，到美国刚好七年，张益唐开了约五个小时的车，载着他零星的一点行李去了肯塔基州，随身还带着那本《古文观止》。随后七年，他几乎从数学界消失了。
二
在张益唐过着隐士般生活的那些年，其他走出北大数学系的学生，有人留在了国际数学界。比如沈捷，他是张益唐在北大的同班同学。沈捷1982年本科毕业后，前往法国巴黎十一大学攻读博士。到了1991年，也就是张益唐获得博士学位那年，沈捷已开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教。晚他们两届的北大学弟汤涛，那时也已在加拿大 Simon Fraser 大学任教。
多年后，汤涛在一篇回忆北大数学78级的文章里写道：“张益唐毕业后基本隐居起来，很少和人来往。”偶尔，张益唐会去沈捷夫妇那里，吃顿饭，“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一年之间基本杳无音讯。”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大数学系念书的人，大都听说过张益唐的大名：是个高才生，据说深受丁石孙赏识。张益唐是数学系“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78级一共四个班，将近二百人。他后来说，刚进北大没多久，“我就发现数学里的奥秘越来越多，越来越吸引人。”
他第一次接触数学，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上海。为了响应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十万个为什么》，一共八册。张益唐积攒了两个月的零花钱，六毛五分钱，买了第八册《数学》。然后是第七册《动物》，七毛钱；第六册《地质地理》，七毛五分钱。三本书看完，他发现自己对数学最有兴趣。
张益唐那时住在上海外婆家，直到1968年他13岁时，父母才把他接到北京。父亲以前是中共地下党，解放后在清华大学读书、任教，母亲在邮电部工作。在清华大学附中读了一年初中后，母亲下放，张益唐跟着去了湖北阳新县的邮电五七干校。1971年，他回上海看望外婆，买到一本薄薄的书，上海复旦大学夏道行写的《π和e》，书里说，π和e是无理数。“我就想弄清楚，为什么π和e是无理数？”
回到北京后，张益唐被分配至北京制锁厂做工人。业余时间里，他开始读大量的书，比如古典文学。他喜欢读文言文，有时并非能完全看懂，但他能感觉到古文之美。有次他无意中看到唐朝诗人白居易写给元稹的一封信《与元九书》，很多字都不认识，“但能感觉这文章怎么写得那么好。”他说，“文言文的那种美，和数学类似，是相通的。”他还在旧书店买到一本华罗庚写的《数论导引》。虽然是工人，但他那时相信，“文革”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人生总有希望。
1977年恢复高考，张益唐立即报名，但第一次考试并不理想。政治和语文都没考好，分数够线了，却上不了好学校。1978年春天，他又考了一次，数学考了九十几分，语文拿了82分。北大数学系刚好在那时恢复招生，他入校时23岁，在同学中还算年轻。
在北大，一切都是新气象。大一基础课，沈燮昌教数学分析，丁石孙教解析几何。“那时候北大的老师们，有中国传统里说的那种师德，教学认真一丝不苟，全部心血都是为了学生。”张益唐说。很多年后他自己当了老师，还常回忆这两位老师的授课方法。尽管吃得睡得都不太好，但他总算正儿八经迈进了数学的大门。
数学系给所有本科生分了两个专业方向，理论数学和计算数学。张益唐被分到计算数学，但入门后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对理论数学更感兴趣。“数这个东西，问题那么简单，一般的中学生都懂，但是解决的方法又那么难，”他说，“也许是这点很吸引我。”
1982年当张益唐决定继续读研时，他已经很清楚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那时，全中国带领解析数论研究的导师并不多，中科院的王元和陈景润，山东大学的潘承洞，以及北大的潘承彪。对张益唐而言，跟随潘承彪学习数论的两年尤为重要。他说，以前在本科学数论，只是瞎看，研究生期间才学了正式的课程。以后来的经历来看，那是他唯一全身心投入学习解析数论，并打好基本功的时期。随后他就去了美国，在普渡大学，他研究数学的方向不得不转向代数几何。
1989年秋天，丁石孙卸任北大校长职务。此后几年，远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政治上的影响。张益唐原本不关心政治，他认为自己也玩不转。但到了毕业找工作时，他发现回国任教似乎已不大现实。
不过，政治因素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美国给这一批留学生开放了绿卡——这也是张益唐留在美国的原因之一，但他并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他只想有个纯净的地方，让自己重新回到解析数论的研究方向。如果能继续留在大学，当然是最好，但留不住，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他需要的只是时间。
三
在肯塔基州，张益唐喜欢在清早出门散步。如果天气好，又有空闲，他可以独自在外面走一两个小时。走路是他思考数学最好的方式。朋友开的Subway连锁店，在列克星敦有好几个，不忙的时候，张益唐就在店里管管账。碰到顾客多，他也会到前台帮忙收银。他的薪水并不高，但他很满足。他也没什么开销。
他住在朋友家的地下室，家具齐全，还有独立的卫生间。除了吃饭，大家似乎互不干扰。那栋房子位于列克星敦的郊区，人口密度很小，出门没多远就是树林，大片开阔的草地。在饭后散步的日子，张益唐终于再次从头捡起数论。
有太多问题可以想。历史上那些从来没有攻破的数学猜想，每一个都可以去尝试。他得慢慢筛选出那些很有意思，而且还有希望做出来的问题。有时候，想到某一个地步，不知该如何走下去，就停在那儿，放一放。偶尔，他也会去肯塔基大学图书馆查查资料，看看别人已做到何种程度。但他很少和其他数学家联系。
在家里和店里，张益唐也很少和这个老板朋友讨论未来。对方似乎也并不关心他整日在思考什么。日子一长，朋友在生意上反而对他有些依赖。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去参加一些政治性的活动，但几次之后，张益唐慢慢淡出了组织。
“他们喜欢高谈阔论，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他说，“说的都是空话。”
但通过这些零星的活动，张益唐也认识了几个朋友，其中交往最深的，是住在纽约的胡平。他是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也是北大毕业，哲学系。另外一个叫冯胜平，在普林斯顿做房地产生意，但对历史很有研究。每当张益唐想出门休假时，他就前往纽约或普林斯顿，和这两个朋友聊聊思想和历史。那几乎是他唯一的旅行。
1996年，张益唐托人在纽约皇后区租了一个房子，短暂地住了一段时间。在肯塔基似乎待得太久了，他想换个环境，也许能找一份挣钱的工作。但很快他就发现，“纽约太乱了，太嘈杂了，”而且工作也并不好找。不过，“在曼哈顿的高楼大厦间散步，思考数学，是另外一种感受。”他还是更喜欢乡村。
在纽约的那些日子，胡平刚好生了个女儿，张益唐常去探望。此后每年生日，他都会给胡平寄去一张200美金的支票。钱虽然不多，但胡平一直记在心里。朋友们似乎习惯了张益唐的“飘零”。冯胜平后来回忆说，每次张益唐到普林斯顿，都睡在他家的沙发上，两人聊几天历史，看看书，他再独自离去。有时，冯胜平会为他打抱不平，认为他的才华没有被发现和重视，偶尔还会被人给脸色看。但张益唐自己似乎并不在乎这些。
“我不是特别难过。”他说，“可能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自从博士毕业后，张益唐也很少跟中国的家人联络。在纽约试过找工作后，他回到了肯塔基。对于未来，不能说完全没有期待，他唯一的担忧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再回到数学上，完全专业的数学上去。”
1999年初，张益唐在纽约见到了唐朴祁，他也是北大数学系的毕业生，比张益唐晚两届，也曾在普渡大学留学，但他毕业后修了个计算机学位，在Intel公司工作。几个月后，唐朴祁见到了北大数学系的同班同学葛力明，他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做副教授。两人决定帮助张益唐在大学谋个教职。他们辗转联系上了张益唐，那时他又开始在Subway工作。
接到电话的几天后，张益唐就辞了工作，卖了车，坐飞机到了新罕布什尔大学。虽然他还得经过数学系主任的面试，但他对此很有信心。
十几年后，当我在北京见到张益唐时，希望他能向我描述那个转折性的电话，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几个时刻之一。“我可以说我很高兴，但也没有什么非常高兴，”他说，“就像我后来出了名，别人都说你是不是高兴得不得了，我没什么感觉，就跟平常一样。”
他停下来，毫无表情地接着说：“我一般不会非常高兴，但也不会非常不高兴。”
四
2015年8月，我和张益唐约在中科院的一栋公寓楼，傍晚七点。我在楼下徘徊很久，估摸着时间上楼，电梯门打开时，张益唐正对着我，靠墙站在走道。他说，怕我找不到门，已等了很久。他的白衬衫扎在西裤里，整洁大方，后来瞥见他的衣柜，发现几件衬衫、几条西裤，就是他全部的衣服。
这套三居室公寓是中科院提供的。房间很大，家具很少，空荡荡的。从前一年开始，中科院数学研究所邀请他每年回国两个月，在这里讲学和做研究。客厅的桌子上摆着几本旧书，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每本书包着的书皮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杂志页。一本是卡夫卡的《城堡》，购于1983年8月22日，一本是伏尼契的《牛虻》，购于1979年4月18日。我问他那本《古文观止》呢，他说已经翻烂了，这次回国买了一本新的。
自从张益唐2013年成名之后，他已在多个地方讲学和访问。他说：“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没想到会闹得这么大，而且闹了两年，现在还没有停。”
那年4月17日，张益唐将自己的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投给《数学年刊》。《数学年刊》是数学家们最敬仰的期刊，但在上面发表文章非常难。按照惯例，一篇文章从提交到被接受，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审查。一般来说，作者会等待一到两年。但仅仅三个星期后，5月9日，张益唐就收到了杂志社的来信。
主审张益唐论文的，是罗格斯大学的波兰裔数学家伊万尼克（Henryk Lwaniec），他被公认为当今顶级的解析数论专家之一。当张益唐撰写论文时，他心里的读者就是像伊万尼克这样的专家。“只有他们能看懂 ，”
他说，“我还大量引用了这些人的名字和他们的研究成果。我想，他们很容易就能看明白。”在给《数学年刊》的审读报告中，伊万尼克建议杂志社接受这篇论文。“作者成功地证明了素数分布领域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定理。我们巨细无遗地研究了这篇论文，但没有找到瑕疵。”
消息很快在数学界传开。5月13日，丘成桐邀请张益唐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场报告。第二天，《自然》杂志在网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张益唐瞬间成名。在伊万尼克写给丘成桐的信里，他认为张益唐的论文将引发持续的雪崩式的优化和改进，以及随之而来的理论创新。“一夜之间，张益唐重新定位了解析数论的焦点。”
张益唐的文章，是关于数学史上一个著名的经典难题：孪生素数猜想。在1900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提出了著名的23个重要数学难题和猜想，其中孪生素数猜想是希尔伯特问题的第8个的一部分。
素数（也叫质数）是数论中的基础概念，专指那些只能被1和自身整除的数，由2开始，3、5、7、11、19、23一路延续下去，或许直到无限。如果某个素数前后有差值为2的另一个素数，两者即构成“孪生素数”。可以观察到，孪生素数的分布极不均匀，而且越来越稀疏。那个猜想的核心命题是：孪生素数有无穷多对，但无论多么稀疏，它们将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无限。
张益唐成功地证明了存在无数对孪生素数，而且其中每一对中的两个素数之差，不超过7000万。虽然只有把7000万降到2才能最终证明孪生素数猜想，但他突破性地把那个距离，从无限变成了有限。
伊万尼克说，张益唐的证明“水晶般地透明”。
五
新罕布什尔大学坐落在美国的东北部，那里以漂亮的红叶和寒冷的冬季著称。成名之前，张益唐在那所大学已教了十四年的书。当数学界的这个大消息传来后，数学系告诉张益唐，他不用教书了，因为各种邀请会纷至沓来，他也不会再有时间教书。他的薪水会涨，而且职位也会变更。系里的秘书老太太问葛力明，张益唐还会替系里的饮水器换水吗？
张益唐曾用杜甫的两句诗来形容他的命运：“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张益唐告诉我，以常人观点来看，他的前半生似乎挺萧瑟的，但他自己从来没有强烈的感觉。出名后，偶尔会有人觉得他很孤傲，但他并不知道，因为他出名前就这样，觉得自己还挺随和。
在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教书生涯中，张益唐和以往一样，喜欢独来独往。1999年他刚来此地时，数学系对他的定位就是教学。多年来，他从未试过主动去争讨什么。他也喜欢教书，甚至常回忆北大时的沈燮昌和丁石孙是如何教书的，得以吸取经验。每周六个小时，他教本科生微积分。在学生的评语里，他是一名优秀的数学老师。
2000年，张益唐去纽约看望朋友。他们一起去长岛大颈镇一家自助餐馆吃饭，当天他还在法拉盛买了一瓶五粮液。餐馆有个女服务员，朋友问了问他对那女孩的印象。此后在另一家饭馆吃饭时，朋友就叫来了那个女孩。从那时起，张益唐常常从新罕布什尔大学去纽约看望她。每次他都要先到波士顿，再坐灰狗巴士，后来开始坐更便宜的华人巴士。他在纽约向那女孩求了婚。
2003年6月22日，张益唐在加州的圣何塞结婚。他妻子那时已从纽约转到加州，在美容院工作。他们在一家中餐馆举行了婚礼，两三桌客人里，只有一对夫妇是张益唐在普渡留学时的朋友，其余都是妻子的朋友。那时他已48岁。
结婚后，妻子跟随张益唐去了新罕布什尔大学。但那是个比普渡大学还小的镇子，而且夏天太短，冬天很冷。半年后，她就回到了加州。他们在圣何塞买了一套房子，每年两个假期，张益唐从东海岸飞回加州。
大部分时间，张益唐独自待在新罕布什尔大学，他住在离学校八公里的地方，每天坐公交车去上课。和以往一样，他在车上、在路上、在图书馆、在任何一个人的时候，都在思考。有时候，回到家里，他喜欢一边听古典音乐，一边想数学。古典音乐是他为数不多的业余爱好之一，他喜欢其中的逻辑和结构。
因在孪生素数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张益唐在年近６０之际引起举世瞩目，目前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任教
自从博士毕业离开普渡大学之后，张益唐思考的那些数学难题，正在变成果实。2001年，他在肯塔基州打工时所想的问题，变成了一篇论文，发表在《Duke Mathematical Journal》上，是关于黎曼函数导数的文章。那是数学界的权威杂志之一，他得到的评价不错。那之后，张益唐陆续收到一些杂志邀他审稿，但是他太挑剔了。他认为某些文章的结果虽然是对的，但却没有太大意义。这是个很高的标准，所以他自己也很少发表文章。
到了2010年左右，张益唐发现他也许可以在孪生素数猜想上有所突破。这个问题他已断断续续想了多年。他知道在2005年，有三个来自美国、匈牙利、土耳其的数学家曾合作多年，想解决这个难题，但他们在证明孪生素数是“有限间隔”这一步上就差一点点，谁也跨不过去。2008年，美国数学研究所曾专门为此开了一周的研讨会，但仍然没有人突破，大家都很悲观。不过，张益唐也不知道此事。他认为，那剩下的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就像是跨过一根头发丝那么微妙。他尝试过很多办法——也许不是一根头发丝，而是半根、甚至四分之一根的距离，但他就是迈不过去。
“我有一种直觉，我没法去论证这种直觉。”他说，“但直觉告诉我，我应该可以做出来。”
2012年7月，张益唐打算给自己放个假，前往科罗拉多州的朋友家休息。他没带任何书、论文、计算机，只是想放松一下。朋友是当地大学音乐系的教授，也是交响乐队的指挥。7月4日是美国国庆节，当地要举行一场公共的交响乐音乐会。前一天，张益唐打算跟着朋友去看排练。
朋友家的后院有两株树，夏天的时候，常有梅花鹿到树下乘凉。那天下午，张益唐走到后院等待梅花鹿。像往常一样，他在后院走来走去，然后某个瞬间，他似乎突然想通了。他没告诉任何人，当天晚上陪着朋友去了排练场。
很久之后，张益唐说，他没看到梅花鹿，但就是在那一刻他迈过了那根头发丝般的距离。
张益唐曾说过杜甫的一句诗，在我看来，是对他人生的最好描述。----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看过他的纪录片，Counting from infinity，大家风范。平静中的波澜不惊，我辈之楷模。
今天错过了在浙大玉泉他的数学讲座（就在我们系旁边的楼，泪，没早看到），明天（周五）去听他在浙大紫金港的公众演讲。回来补感受。
下为补充。
张益唐是什么样的人？这种问题，作为一个与他没有多少交集的人来说，就如同盲人摸象，所可能有的只是一个模糊印象。也许只有其身边的三两好友才得以相对真实地还原一个数学领域潜藏多年的“扫地僧”。
张益唐的公众演讲，正如其主旨，在于架一座沟通普通大众与数学研究的桥梁。所以很多妈妈们带幼小的孩子来听，也就不算太过惊奇。张老师讲素数间的gaps，谈笑间，说今天与会众人的gaps也算蔚为壮观。下至三四岁的小女孩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尽管很多人并不掌握多少数学知识，但这种随便talk的环境，也算是对得起公众普及的主旨。
简单说几点吧。
1 无论记录片，亦或是纽约客和连线杂志的文章，感觉张是个很安静的人。做讲座时，人亦慈祥，声音洪亮，情绪爆满，对数学研究的情有所钟，感人深刻。
2 张说，当时孪生素数的研究界有个认同惯例，即普遍觉得这玩意儿做不出来。但张早先不知道这个惯例，于是就去做了，然后…………就做出来了。膜拜扫地僧大神。中间倒也没有遇到太大的阻碍，只是他连续试了几种不同的思路，最后的灵感爆发来源于多年来的积累，并巧用解析数论之外的数学分支的内容。他劝解年轻人，要敢于去碰大的问题，先不要未做而惧。我我我，好吧≥﹏≤
3 今天根本没有讲他早年的苦厄，即很多新闻媒体所描述的获得博士学位后打工七年的漂泊。也许，很可以理解，一个有尊严的人，并不需要讲述苦难来反衬他此时的成就。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毫无矫饰。
4 由于对公众开放，果然有民科的人来了。。。说没读过张益唐的Annals 上的论文，但根据《钱江晚报》上的讲述，不懂这个7000万怎么来的，觉得这个肯定不对→_→，你逗我们玩么，不读论文，然后看钱江晚报，也是醉了。
然后讲自己写了篇文章，劳烦张教授送给丘成桐，因为人家不理他。。。。好吧，(╯3╰)。
5 张的演讲还是相对比较易懂的，当然，易懂指的是大体思路，有高等数学的基础就可以理解思路，注意是思路，但最后他突破的那里（就这里啊，拍死了多少大神）只是简单一说，因为。。。。对公众来说还是太过复杂。好吧，证明思路的最后一步我也没听懂。PPT沿用的今年春天在美国的一次公众演讲的内容，英文版，各位来校的父老乡亲阿姨小妹妹，辛苦你们看不懂了。。。。因为浙大数学院的包刚院长在美国访学时，咖啡馆里偶遇张益唐（学界好小啊←_←），于是想，要不要上去碰碰运气，就趁着回国，给拉回来三天，所以没有准备汉语的PPT。但张老师板书证明思路，讲的还是很清晰的。
总之，近距离接触大神的感觉，就是没什么感觉，很平淡无奇的外表，但内里却有看不到底的深刻。好吧，我身边坐着的前数学专业的球霸已经激动不已了。最后大神被追问过几年会不会又让人们惊奇一下，张说希望如此，哈哈，大神在做新的难题，但不会提前告诉我们是啥的。你想想，安德鲁怀尔斯也是自己秘密在家憋了七年，才搞定了费马大定理，结果还有误，只得羞愧地回去赶紧改，差点放弃，最后还是旧路重走，居然成了，最后也是老泪纵横。纯数学研究是个高危行业。
后记，这里只谈我的感受。也许我们在学术上，最终只是一介布衣，但不妨碍我们瞻仰闪耀的明星。正是这些人类文明上的一个个群星，点亮我们所有可能的未来。
张益唐13年的文章发出不久以后，他的故事在数学系就几乎已经无人不知了。后来他来我校做报告的时候，基本上数学系我认识的老师都来了，方向不是数论。他的讲座的内容我是完全没有听懂，但是一个研究多复变函数的老师和一个研究数论的老师在聊天的时候说他的讲座非常好，思路很清楚。
另一个故事来自Yuri Tschinkel，他对张益唐的评价是大众想象中的数学家的样子，old school，很难想象现在还有数学家是这个样子。Yuri是Simons基金会数理学部的主任，然后他说他在办公室见到张益唐之后然后问张你想要什么，然后张益唐问他你有烟么，然后Yuri和他两个人默默的在办公室抽起了烟。
谁说他造假了？
张是学术贵族，北大数学系78级本硕，普度的博士，是北大78级同学一致认为数学最好的人。手握北大校长和数学系主任两人的推荐信去的美国，遇到了个台巴子老板被坑了，否则早就出名了。现在也是在美国大学里面当讲师，一直在学术圈里面。说这样的人是民科，那说这样的话的人就可疑了。
关于孪生素数的证明，论文提交给数学年刊进入审稿流程以后没多久，数学界内部就都传开了说老张出了大成果，审稿还没通过，丘成桐同志立刻利用自己的身份邀请老张到哈佛做一个讲座，结果十分轰动，学界一致认为：十分优美。
他的普渡博士导师也很快发了一篇文章，撇清自己那意思说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老张这么多年的艰难和他无关。这台巴子不地道，老张的博士论文是在他的工作的基础上做的推导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结果最后发现巴子老板自己的工作结论有问题。两人是否有争执，或者多严重的争执都没提，但是最后毕业的时候台巴子老板竟然不给老张写推荐信，人品渣烂，真对得起北大数学系的重托吗？
该论文已经结束审稿，被数学年刊接受，并且其他人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把数字推到更小，最新数字是387,620，已确认(Jul. 9, 2013)。
最后，89年的时候，张是当时学校的中国学生会负责人，89~99年参与并组织了一些社会活动。运动了10年之后返回学界，还是能出成果，牛人就是牛人。
【Jul. 10, 2013 edit】
请看张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的讲话：华人数学家张益唐攻克千年数论难题后的感想
【Jul. 21, 2016 edit】
抱歉，上面视频链接已经失效，在里面张描述了大问题的发现过程，最后与一位台湾口音女记者的对答中，张重申了他的政治立场。